李青焱

　　摘要：“四王”山水，得到清统治阶级的最高推崇，被尊为“正宗”，其外因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原因所造就;其内因是“四王”在历史上起到了整理、总结十世纪以来南宋山水绘画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虽然在笔墨技法上“四王”都下过千锤百炼的功夫，但是他们毕竟缺乏对大自然山水的真实感受，缺乏创新性，这是局限性。

　　关键词：政治文化;经济;古玩市场;画价

　　引言：在清代的绘画史上，“四王” 名声重极一时，在清代以前，历代的封建王朝都视服务于自己或宫廷的专职画家即院体为“正统”，而文人画家多是隐逸不仕，淡泊名利的在野之人。然而“四王”作为文人画的代表被官方认定是文人画的正统派，其中的原因可谓是多方面的，本人试从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四王”的成就入手，浅析其正统派的成因。

　　正文：

　　政治上文化上，众所周知，清朝是一个由少数民族（满族）统治的国家，清兵入关统治者面临的主要政治矛盾便是满汉之间的名族矛盾和明清两代间的遗民矛盾，为了缓和这个矛盾，统治者一方面实行高压政策进行打压，另一方面他们认识到要想真正安定统一，必须从思想上先统一，于是推崇孔子，提倡理学，开始渐渐认同中国传统文化，恢复科举，任用汉人，迎合遗民，給一些地主，士大夫以有限的满足。而清初的前“二王”王时敏，王鉴便是遗民画家，王时敏的祖父是明朝大学生王锡爵，官至太学寺少卿，王鉴的祖父是著名文学家“后七子”王世贞。清朝大军进入扬州，王时敏便领家人出门迎降，之后并未入仕途，而鼓励他的孙子王原祁走上仕途，服务清廷，“四王”的身份是特殊的，他们既是明朝遗民或遗民的后代，同时又是文人士大夫，画家为官载道，又是汉人，清统治者刚好需要，这样的士大夫服务于自己，于是一拍即合。由此，“四王”的艺术与地位获得清朝的推崇和认可，在政治上确保了“四王”的正统地位。

　　经济上：“四王”都处于经济富庶的江南地区，这有赖于明代对工商业发展的大力扶植，解放了元朝的手工业奴隶，准许自由经营，使商品经济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明清之际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江南地区经济的空前繁荣，促使书画艺术的商品化，也使一部分文人画家职业化，这就使绘画艺术得到发展，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市民阶级的审美能力。在封建儒家文化中把国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南淮子·齐俗训》：“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农工商乡别州异，是故农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教。”商人阶级是最低等的，他们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大量购买书画作品以粉饰自己。而以“四王”为代表的文人画正合他们对“文化”的需求，也因“四王”受到清王朝的极力推崇，因此“四王”受到了这些富商的支持。

　　一个名家的出名，很多时候不是在生前就功成名就的，而是在去世后被世人推崇而名声大振，如黄宾虹和黄秋园，还有西方的梵高。黄小峰在其论文《晚晴北京古书画市场中清初四王绘画之境遇》中，详细描述了“四王”山水画在康熙到咸丰年间画价并不高，而到了晚清，即咸丰至光绪在北京书画市场中却迎来了“四王”的黄金时代。万青男教授曾说“18世纪初，“四王”一派被清廷奉为“正宗”，但其后并未形成压倒之势，纵观整个18世纪画坛派别林立，高手如云。”而对于清末“四王”画家暴涨，《天咫偶闻》中说“如‘四王吴恽之画每幅直皆三五百金，卷册有至千金者，古人惟‘元季四家尚有此直”，揭示了“四王”在晚清咸丰到光绪初年画价暴涨的事实。这里想说明一点的是，北京古玩书画市场“四王”绘画与晚清试图推崇“康乾盛世”的观念有关，而“四王”的绘画可以看作是“康乾盛世”观念实体化的途径之一。由此进一步巩固了“四王”的正统派地位。

　　以上的叙述如果说是外因成就了“四王”，那么接下来的论述就是内因了。

　　“四王”能在清代被统治者定为正统，说明他们确实有真功夫、真本领，不是浪得虚名。正如王伯敏所说“之所以值得我们基于记上一比功，无非是他们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与精力，明确的整理了10世纪以来至四王时代我国南宋（派）绘画的风格特征，并进一步细致到文人画的审美情趣，以及形成笔墨、章法等的系列画法。”是的，他们对传统的研究与整理，不只是在绘画理论上，而是身体力行的去实践。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应该看到“四王”的不足，是有局限性的。

　　“四王”在总结前人优秀经验中“集齐大成，自抒机杼”这一方案是由晚明的董其昌所提出，“四王”所继承，其主要成就在于山水画的艺术语言上有新的造就。其语言变异的主流，是笔墨与丘壑统一的图式进一步抽象化，即是按照董其昌以书入画的引导，在集古人之大成中对山水画形象状物的再现性进行弱化，对笔墨性情的表现性进行强化，简化古人已有的林壑图象，使之成为用个性化的笔墨表现造化中多样统一的客观事物的手段，进而创造出心中的第二自我。

　　同样是“集其大成，自抒机杼”，但“四王”的路径不同，其中，王时敏和王原祁，更重视集大成的深度，他们在普遍临摹南宋一脉的文人画中，集中研究黄公望，发挥笔墨抽象表现力更为充分，把董其昌倡导的“南宋”山水画发展到笔精墨妙的新境地，而王鉴、王石谷则继承的路子比较宽，他们超越了董限定的取资前人的范围。不只吸收文人画也揉合院体，正如王石谷云：“以元人笔墨，运宋人丘壑，而泽以唐人气韵，乃为大成。”

　　“四王”山水，得到清统治阶级的最高推崇，被尊为“正宗”，其外因是由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原因所造就;其内因是“四王”在历史上起到了整理、总结十世纪以来南宋山水绘画历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虽然在笔墨技法上“四王”都下过千锤百炼的功夫，但是他们毕竟缺乏对大自然山水的真实感受，缺乏创新性，这是局限性。

　　参考书目：

　　西汉刘安-淮南子，陈广中，付芮，译注。上海三峡书店。

　　《雄狮美术》第254期32页

　　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