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泰宗

　　摘要：考古发现表明，滇文化曾分布于大致包括以滇池为中心，东北迄止曲靖，南濒元江，东达陆良，西至禄丰的广大区域，同时滇政权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实现西南地区局部统一的少数民族政权，开创了民族间的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形成了“滇人”这个新的族群，青铜扣饰作为滇人的族群标示物，集阶层观念、权力价值和族群意识于一身，笔者认为，唯有用“王权勋章”这一概念才能较为准确的表述其作为民族标识所要表达的功能意涵。从青铜扣饰多类型、成系列的发展亦可对滇王的统治手段管中窥豹，而这种承载滇人共同体荣誉意识的“勋章”，必然激励着生活在这里的滇人不断创造新的生活。

　　关键词：滇文化;青铜扣饰;族群;勋章

　　战国至东汉时期①，以滇池为核心、滇中地区为重心的广大区域内曾孕育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其名之前不得知，在晋宁石寨山遗址6号大墓出土金质“滇王之印”之后②，始以“滇文化”或“滇国”名之。在滇文化墓葬中所出遗物中，青铜扣饰因其自身造型及纹饰，受到极大关注。

　　一、青铜扣饰的实用功能

　　滇文化中青铜扣饰样式繁多、可分为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三种类型;所包含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功能用途始于挂饰或带扣，但绝不仅限于挂饰或者带扣，历来对于青铜扣饰的研究认识都是围绕其实用功能，停留于是否是带扣或是所谓护心镜的纠结之中，并没有深入的探讨青铜扣饰在社会生活和权利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笔者认为，青铜扣饰作为滇文化中制作最为精美的青铜器物之一，其在墓葬中大量的出现证明了在当时社会中必然十分流行，依据扣饰主要随葬于大中型墓葬，也可看出，扣饰在当时必然风靡整个社会上层显贵;但是在单座大型墓葬中动辄出土上百件，数量如此之多，将其功能仅认定为类似带扣一类的扣结工具似有不足。

　　青铜扣饰最开始是作为男人“带扣”、“衣扣”、“护心镜”的面貌出现，①在未发现长方形和不规则形扣饰的滇文化早期墓葬中就有所反映，如太極山墓葬遗址墓葬出土的圆形扣饰位于墓主人胸前;②在滇文化中晚期的李家山遗址所属大型墓葬M51、M68中，墓主人所系金腰带的方孔内发现圆形青铜扣饰即可证明此说。③石寨山遗址共发掘男性墓葬35座，女性墓葬24座，其中出土青铜扣饰的男性墓葬24座，女性墓2座;李家山遗址发掘男性墓葬57座、女性墓葬21座，出土青铜扣饰的男性墓葬为49座，女性墓葬无一出土青铜扣饰。从中可提取的重要信息有两点：其一，青铜扣饰几乎全部出土于男性墓葬，其二，并不是所有男性墓葬中都出土青铜扣饰。另一组石寨山和李家山墓葬的相关数据显示，石寨山遗址所有墓葬中共出土青铜扣饰228件，而超过4㎡的8座大型男性墓葬共出土青铜扣饰172件;李家山遗址所有墓葬中共出土青铜扣饰420件，而达到此规格的14座大型男性墓葬共出土青铜扣饰162件;结合以上两组数据，充分说明了占人口极少数的男性贵族拥有大量的青铜扣饰，而其他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男性人均拥有扣饰数量极少，有的甚至不曾拥有一件。显然，此时若还将青铜扣饰视为“带扣”、“衣扣”、“护心镜”无法足以说明扣饰的存在意义。

　　通过进一步分析随葬扣饰的男性墓葬中所有陪葬品，发现其中存在较为固定的器物组合，且不同类型墓葬中的器物组合存在差异。大型墓以石寨山M6为例，随葬品的构成为（铜鼓、贮贝器组合）+（青铜扣饰、武器组合）+（金器、玉器组合），其中扣饰、武器、金器和玉器数量众多，种类齐全，品质优良;值得一提的是此墓葬中青铜扣饰不仅数量众多，长方形和不规则形扣饰数量要多于圆形扣饰。中型墓以李家山M1为例，其随葬品的构成为（青铜扣饰、武器组合），虽然墓中也出土少量玉器，但是以铜鼓和贮贝器为代表的礼器，以及金器已不见踪影。而且就出土扣饰与武器而言，两者数量都已显著减少，扣饰一般不超过5件，与数量急剧减少相对应的是扣饰质量的劣质化和简单化。小型墓数量最多，一般出土扣饰的男性小型墓中都出土青铜武器，不见其他随葬品，出土的扣饰绝大多数为形制简单的圆形扣饰，这类墓葬中扣饰数量大多仅有1件。这说明圆形扣饰一直具备“带扣”、“衣扣”、“护心镜”等功能，而随后出现的以人和动物为主要装饰的长方形和不规则形青铜扣饰则在功能方面出现了嬗变，伴随着青铜扣饰类型的多样化，其艺术审美情趣越加深层次化，其中人和动物纹饰的出现，可以看作青铜扣饰由实用性器物跃变为象征性器物的标志;在人和动物纹饰出现之前，青铜扣饰的纹饰较为朴素，以几何纹为主，再衬以小颗粒宝石，从中可看出当时社会的技术工艺和人们的审美追求;而当可以直接表达社会阶层地位和个人权力的人和动物纹饰开始出现青铜扣饰一跃成为象征财富、权力和地位的“庙堂之器”。

　　二、青铜扣饰的标识功能

　　青铜扣饰的艺术特点和功能意涵可以看做是滇人族群标识的一体两面;艺术特点彰显了滇人独特的文化审美，而功能意涵则体现了滇人的精神风貌;而青铜扣饰作为两者的有机统一体，集中反映了滇人的民族特性。

　　作为族群标识物，青铜扣饰所内涵的功能意涵具有多层次、多属性的特点。

　　其一，阶层指向性;青铜扣饰在不同类型墓葬中的分布情况证明了当时滇文化内在是一个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位于金字塔顶端是滇政权的统治阶层，而青铜扣饰作为一种耗费大量社会劳动力，结合了铜矿这种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和青铜器这种贵重器物的双重属性的功能体，便具有了阶层指向性的典型意义。

　　其二，权力指向性;在强权社会中，权力往往掌握在统治者手中，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和对他人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这就需要一个忠实于执行其命令的强力机构或暴力团体。上文指出，滇文化中小型男性墓葬中存在青铜扣饰和武器形成随葬组合的现象，且青铜扣饰的纹饰中亦有着统一装束、配备统一武器的狩猎猛兽的男性形象出现，此二者当可作为滇文化强权政权中存在强力机构或暴力团体的证据;而青铜扣饰作为一种身份和荣誉标识物，不单为“滇王”所独享，同时作为一种特权象征授予其下属以示尊荣。

　　其三，族群指向性;学术界关于青铜扣饰来源问题的讨论一直众说纷纭，需说明的一点是，滇文化中出现的青铜扣饰相较于在世界范围内已发现的所有青铜文化所属的青铜器物来讲，都是独一无二的，或许其动物纹饰来源于亚欧草原文明①，又或许其镶嵌和鎏金工艺来源于中原文化，但是纹饰和工艺上的借鉴并不意味着青铜扣饰就附带有草原文明和中原文化的属性;相反，可以说是复杂纹饰和多种工艺的运用才成就了青铜扣饰，使之成为集大成的精美器物，由此奠定了其族群标志物的地位形象。

　　三、余论

　　早在2400多年前的战国就已经出现了“徽章”这个词，据《战国策·齐策一》中记载：“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章子为变其徽章以杂秦军。”②文中所言“徽章”应更接近于现代军人的“帽徽”、“肩章”和“胸标”，但是史料所载的“徽章”并没有进一步向着“勋章”发展;而滇文化中的青铜扣饰就其造型特点和功能意涵则与现当代意义功能意义完备的“奖章”、“勋章”更为相符; 同时“滇王”将扣饰颁赐予“武士”作为赏赐，授予对国家社会做出特殊贡献和牺牲的人员。

　　在同时青铜扣饰的造型艺术与功能意涵之间相互影响，最终促使其蜕变为更为表意的一类类似勋章的标识物。

　　注释：

　　注释 ：

　　① 云南省博物馆编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 1959 年版 ， 第 132-134 页。

　　②同①。

　　② 云南省博物馆编 ：《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 年第 2 期。

　　③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编 ：《云南安宁太极山古墓葬清理报告》，《考古》1965 年第 9 期。

　　④ 参见江川县文化局、玉溪市文物管理所、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江川李家山 ：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版。

　　⑤ [ 日 ] 白鸟芳郎著、蔡葵译 ：《从石寨山文化看斯基泰系统文化的影响 ：《种族·民族的交流和它经过的路线》，《云南文物》，1980 年第 5 期。

　　⑥ （ 汉 ） 刘向 ：《战国策》卷 8《齐策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7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