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加

　　

　　康熙十八年（1679年），已经屡次乡试未中的蒲松龄当起了孩子王，到淄川西铺毕家设帐就馆。此时曾官至山西稷县知县、江南通州知州的毕际有，因解运漕粮，积年亏欠，赔补不上而被罢官。归乡后，毕际有无意再进官场生涯，乐于在诗酒琴棋、园林景色、子孙绕膝中享受乐趣。

　　当蒲松龄跨进毕家的大门，铺陈讲究的深宅大院给他带来了丝丝安慰，此时他的《聊斋志异》已經完稿，正好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修改完善。况且他的生活举步维艰，急需有收入来填补，毕家提供的工作既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又没有让他完全远离科场，无论如何保留了一道希望的门缝。

　　毕家在明末就是名门望族，毕际有之父叫毕自严，号“白阳”，官至户部尚书，故称“白阳尚书”，其弟毕自肃也是进士出身，官至御史。毕家算得上是书香门第了，加上毕际有好风雅，为人大方宽厚，令蒲松龄赞赏不已。刚到毕家不久，他就连作三首《次韵毕刺史归田》，道尽了对毕际有罢官家居后过上闲适自在退隐生活的理解和支持。

　　从此，毕际有的十六个子孙都成为了蒲松龄的学生。蒲松龄教这些毕家子弟读“四书”“五经”，学制艺文，教“事亲敬长之节，威仪进退之文”。难能可贵的是，蒲松龄还打破常规引导毕家弟子学习诗歌写作，研读《庄子》和《列子》。他认为这才是“千古之奇文”，这在当时实属惊世之举。

　　毕家是当地富绅，蒲松龄的经济报酬是年金十六两，当时一个贡生的年领俸银才八两。另外还有一些赠仪，显然蒲松龄的收入增加了不少，家庭经济状况不断好转。康熙二十七年，蒲松龄终于有能力给自家建了一座院落。

　　在毕府，蒲松龄白天教学生读书，夜晚则挑灯夜读、辛勤写作。毕府有座万卷楼，经史子集无所不有，令他惊喜赞叹道“书充栋，凭君剪”。与此同时，毕际有为他修改《聊斋志异》提供了方便，帮助他搜罗素材，还亲自撰写一些篇目。蒲松龄一直对毕际有的知遇之恩很是感激。康熙三十二年毕际有去世时，蒲松龄写下《哭毕刺史》十首，其中“海内更谁容我放？泉台无路望人归”的诗句，表达了他痛失知己的心境。

　　有了塾师的经历，蒲松龄呕心沥血创作的名著《聊斋志异》附上了强烈的个人色彩，其中有14篇与私塾教师有关，大多是感叹塾师的清贫、孤寂，反映师生之间和主雇之间的矛盾。此外，他还撰写了《塾师四苦》《学究自嘲》《教书词》《先生论》等专著和戏曲剧本《闹馆》，生动地反映了塾师的地位和日常生活，给今天研究私塾教育和塾师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康熙四十八年，70岁的蒲松龄结束了长达四十多年的塾师职业生涯回到老家。因为有了教书人的身份，大家都十分尊重他。借此声望，蒲松龄为乡里做了不少好事，包括调解邻里纠纷等。他的儿子蒲箬曾这样评价他：“凡族中桑枣鹅鸭之事，皆愿得一言以判曲直。虽有村无赖刚愎不仁，亦不敢自执己见，以相悖謑。盖义无偏徇，则坦白自足以服众也。”

　　康熙五十四年，留下皇皇巨著、困于塾师岗位一生的蒲松龄去世。他用76年风风雨雨的漫长时光，证明了人生选择有无限可能。在科举至上的时代，一个落榜生，也能独辟蹊径创造自己的高光时刻。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