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看客”;社会背景;生命悲剧;“母亲”
应该是下午两点多钟的时候，天空中没有一片云，太阳毫不留情地炙烤着大地，把教堂外的街道都笼罩在一片令人眩晕的白光里。
但街道上的人們仍然兴致勃勃地站在那里，他们忍着酷暑、放弃午睡，一起等待着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女孩，从教堂里出来。
这个女人有一个有罪的儿子，这个小女孩有一个有罪的哥哥，他去雷薇卡太太家偷盗，然后被雷薇卡太太用一支老式左轮手枪打死了。
现在，这个小偷的母亲和妹妹来到了小镇的教堂里，她们理应在众人的注目下低下头，流着泪，接受大家的审判。
于是这群人，构成了一个“看客”群体，他们冷漠地旁观着一个生命过于轻易的消逝，冷漠地旁观着一个母亲的丧子之痛，并企图用自己的道德标准去审判这个母亲，以获得精神上的某种满足。
这是一种生命悲剧，整个社会中的生命体，普遍缺乏着“人性”与“悲悯”，这是卡洛斯·森特诺的悲剧，是母亲的悲剧，也是雷薇卡太太的悲剧，更是整个社会中所有还处在昏昧、混沌和麻木中的冷漠生命的悲剧。
一、冷漠“看客”的社会背景
母女乘坐的火车，“刚从震得发颤的赤褐色岩石隧道里开出来，就进入了一望无际、两边对称的香蕉林带[1]”，火车经过了一个又一个一模一样的镇子，最后抵达了另一个差不多的镇子。令人窒息的煤烟气、狭窄的小道、沾满尘土的棕榈树和玫瑰丛……一切都是荒凉、沉寂、混沌、冷漠的。马尔克斯所说：“理想的小说应是绝对自由的小说， 它不但以其政治的和社会的内容使读者忧虑， 而且以其深入的现实的力量使读者不安。如果能够把现实翻转过来，让读者看到另一面的情形，那就更好了”[2]，20世纪的哥伦比亚，“香蕉热”吸引着大批的商人，也带来了对当地自然掠夺式的开发，殖民者飓风般的掠夺和政权的反复更迭使拉丁美洲国家处于极端的贫困之中，人民除了经受着贫穷之外，个体生命没有丝毫保障[3]，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之下，民众生活在自我麻木与混沌中，冷漠地对待生命，生命的消逝，h好似一粒尘埃飘落在地上。
于是在马尔克斯的小说中，民众冷漠麻木，村庄千篇一律，“看客”的冷漠，实际上是社会的绝望，也是民族的消沉。
二、“看客”的生命悲剧
这一群“看客”，在围观卡洛斯·森特诺的生命悲剧，围观母亲的生命悲剧，事实上，他们自己也生活在悲剧当中。“看客”是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一个独特的形象系列。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愚昧、麻木、奴性、好伪、无聊、冷漠，对他人的不幸和痛苦不仅漠不关心，反而将其视为游戏和娱乐的材料。[4]在中国，鲁迅是将这一形象系列准确描写并进一步发扬的代表人物，另外在沈从文、莫言等作家的笔下，这一形象系列也多有出现，他们的背后是世界的荒诞，、生活的无望，是他们自身生命意义与价值的丧失。
他们不关心雷薇卡太太独自住在“堆满东西的房子里”，是怎样的惊惧与恐慌，不关心卡洛斯·森特诺为何会成为小偷，为何要来雷薇卡太太家偷东西，不关心他从何处来，又经历过什么，是怎样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甚至在他的母亲来到之前，小镇上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叫卡洛斯·森特诺，他们所关心的，就仅仅是“雷薇卡太太开枪打死了一个小偷”的冰冷事实。他们冷漠地面对生命的逝去，也是冷漠地面对身边的一切乃至自身，他们的生命个性与活力似乎已经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是像行尸走肉一般机械地继续自己的“日子”，跟从着“大众”——在既定的时间点，包括神父在内的所有人都在午睡;在既定的事实上，包括小孩在内的所有人都保守着一套毫无温度的价值评判标准;也是在既定的情境中，人们一个跟着一个，来围观一个女人和一个女孩，在集体的惯性中，毫无“自我”意识地行动。
他们的生命悲剧，不仅是“自我”的丧失，也是人性和悲悯的消失，永远认识不到自己生命悲剧的悲哀。“人”与大多数“动物”不同的，“人”之独特之处，或许就在于人性与悲悯，在于可以清晰地审视自我，依靠自我对周围的一切做出判断。当这一切不复存在时，一切就显得悲哀而苦痛;“自我”也在其中消亡时，生命体便显出麻木和冷漠、混沌而无意义。
三、“母亲”与“看客”
而“母亲”，在一群“看客”中，显得无惧而无畏，固执而坚定。她在下火车前就告诉小女孩：“接下来就算渴死了，到哪儿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她面对神父的诘问时，回答说：“他是个非常好的人。”她不要遮阳伞，拒绝等太阳落山后再去祭拜儿子，坚持从教堂大门出去，牵着小女孩，平静而坚决地，走向了门外的“看客”们。
“母亲”仿佛一片混沌中，穿透人心的光芒，她有着自己独特的生命情感与评判标准，她深沉地爱着儿子，坚信着“他是一个好人”，不因世俗的判断而转移个体的意志;哪怕面对的是对儿子的死漠不关心的神父和他的妹妹，她也礼貌地向他们道谢，不卑不亢，独立而尊严。
“母亲”是一个有着“自我”的生命个体，她代表着“悲悯”和“人性”，她的生命或许因为失去了唯一的儿子而显出悲剧，却更因其清醒的精神出现高贵和光辉。“母亲”和众多“看客”一样，只是普通民众中的一人，但在精神上，她是站在“看客”对立面上，与他们截然相反的具有鲜明生命活力的个体代表，她警醒着处于混沌和麻木中的冷漠“看客”群体，是唤醒他们的希望，也是唤醒社会，唤醒民族的希望。
《礼拜二午睡时刻》以寥寥数笔，带出了一群冷漠旁观的“看客”，他们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却同样冷漠地围观生命悲剧，麻木地活在自己的悲剧中，但马尔克斯将“母亲”带入这群“看客”当中，也正是将希望带入悲剧中。
参考文献：
[1] 加西亚·马尔克斯.礼拜二午睡时刻.[M]
[2] 加西亚·马尔克斯著， 朱景冬等译.两百年的孤独———[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创作. [M].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年：32页.
[3]骆玉安. 审判的逆转与民族精神的建构 ——论马尔克斯《礼拜二午睡时刻》的母亲形象[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8（4）： 123-126.
[4] 洪耀辉《生命悲剧隐喻与文化启蒙符码的合一——沈从文笔下看客形象解读》[J].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第43页
作者简介：
易蕾歆，1999年8月出生，女，汉族，江西宜春人，本科在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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