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藩王制度,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历代分封不断,只要是皇室子弟,就要分封给爵,就是要用国家的财政,把王爷们养起来,日久天长,越养越多,财政负担也就越来越重。
明朝养藩王的开支有多大?看看制度规定就知道:除了太子,皇帝的其他儿子,要封亲王,亲王的世子龙爵,其他儿子都是郡王。郡王的长子袭爵,其他儿子要封镇国将军。再往下,镇国将军的儿子们,要封辅国将军,辅国将军的儿子封奉国将军,奉国将军的儿子封镇国中尉,如此世代传承,宗室里靠国家财政养活的寄生虫,可以说是几何级增长。
而从财政开支说:亲王的固定工资,即禄米,每年就有一万石,郡王是两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其他的各类爵位,都有数额规定,累积下来,本身就是个天文数字。
而对于藩王来说,政治上没自由,吃饭穿衣受限制,但生孩子的自由,却是绝对有,大多数的藩王,都是逮着机会可劲生。生了就要给待遇,世代繁衍下来,人数滚雪球一样增加。
明初的皇帝,愁藩王们造反,明中期以后的皇帝,愁怎么养活这群人吃饭。
这个问题,嘉靖年间明朝御史林润的奏折里,说得就很清楚:天下供应京城的粮食,每年四百萬石,但各王府消耗国家的粮食,每年却有八百万石。具体到地方上,军事重镇山西省,每年存留粮食一百九十万石,但当地王府消耗粮食,却有三百多万石。河南省存粮九十四万石,当地藩王消耗粮食,却有一百九十多万石。也就是说,全国的税粮加起来,也填不满藩王的嘴。
而除了这些固定的财政补贴外,各地的藩王们,其实也都生财有道,搞政治没前途,搞经济挖国家墙脚,那是各个都有一套本事。
最固定的办法,就是“钦赐”,就是向朝廷讨要土地。在明朝中前期,比如宣德、正统年间,明朝赐予藩王的土地,通常都是几十顷,到了明朝中期,就有了几千甚至上万顷。
这样做的恶果,可想而知:肥了藩王的腰包,却坏了国家的财政,赐出去多少田地,国家就流失多少财政收入,外加每年恩养藩王的巨额开支,哪怕是太平年月,国家的财政,也常捉襟见肘。倘若赶上闹灾打仗,就更不堪重负了。
而且即使如此,藩王们还是不消停,大多数藩王,一辈子都在想尽办法发财,通用的招数,就是侵占民田。
侵占民田的招数,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造假,就是故意把看中的好田地,勾结官府指认成荒地,求得朝廷赐予,然后强行侵占。另一种叫“投献”,就是很多交不起税的小民,自愿把田地放在藩王名下,以此来逃避税赋。如此一来,明朝中后期的土地兼并,也就愈演愈烈。
到了明末,土地兼并极为剧烈的河南地区,当时号称“中州地半入藩府”,也就是说差不多一半的土地,都被藩王侵占。与之对应的,河南成了明末农民起义的“重灾区”,曾一次性拿到四万多顷赏田的福王朱常洵,后来更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杀掉。而在整个明末农民战争中,藩王们的巨额财富,平日里藏着掖着,舍不得拿出来,一闹农民起义,几乎都被农民军打包全收,成了农民军的钱粮资本。后来明朝亡于农民起义,从这个角度说,藩王们做了“大贡献”。
摘自《特别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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