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元明

　　

　　英军败于疾病，固是清政府一大幸事，但也可见舟山生存环境之恶劣。

　　鸦片战争前夕，英军的作战方案是首先对珠江口实施封锁，然后占领舟山群岛并封锁该岛附近的长江入海口，最后到达天津白河口递交英国政府的照会。可以说，占领舟山是英军在鸦片战争中最为关键的一环。

　　1840年7月，英国侵略者近4000人仗着先进的枪炮，登上了舟山群岛的定海一带。然而，就在当年年底，他们却不得不离开舟山群岛，丢盔弃甲逃到香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舟山群岛位于浙江省东北部，地处长江入海口南侧，共有大小岛屿1300余处，其中最大的岛屿是舟山岛（中国的第四大岛，定海城位于该岛的南端）。舟山不仅拥有富饶广阔的江南腹地，而且是南北海运交通的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

　　英国对舟山觊觎已久，早在17世纪末就有英国商船在该地活动。18世纪末马戛尔尼来华时曾提出“将舟山的一个岛屿让与英国”的请求，但没有获得乾隆帝的准许。鸦片战争前夕，为了建立一个侵华军事基地，进而不断地侵扰中国，英军把占有舟山作为侵华的首要目标。

　　在英方看来，若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并进占中国内地，必须建立一个稳固的军事集结站和行动根据地，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海军部第二号机密文件中即明确指出：“舟山群岛的中心位置在广州与北京的中段，接近几条通航的大河河口，从许多方面来看，能给远征军设立司令部提供一个合适的地点。”不仅如此，舟山优越的地理位置还可以为英国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并建立与日本的贸易联系奠定基础（因为中日贸易的中心乍浦即靠近舟山群島）。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的进军路线便是按照上述构想进行的。

　　1840年6月28日，除留下部分军队封锁珠江口外，其余大部向舟山进发。7月5日下午2时，英军向定海发起攻击，于次日凌晨占领定海。英军之所以选择在6、7月份发动进攻，主要是考虑到夏季风（有利于舰队北上）的影响。

　　让侵略者没有想到的是，一旦踏上舟山群岛这块土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告别人世，去“天堂”报到。这一情况一度让英国政府感到惊恐。

　　许多年后，当我们检索那段历史，就会发现，当侵略者踏足舟山群岛之时，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那就是夏秋两季也正是蚊虫肆虐、各种肠道传染病的高发季节。他们虽不费吹灰之力便拿下了定海，但却遇到了强大的“看不见的敌人”——病原菌。这种病菌所引发的各种传染病，导致了英军大规模的非战损失。英国随军记者奥塞隆尼曾在《对华作战记》一书中对1840年7月13日-12月31日英军在舟山的疾病状况作了详细记录，据不完全统计（仅有陆军部分，缺少海军记录），英军因病死亡448人，其中死于痢疾者为218人，死于间歇性发烧者91人，死于腹泻者70人，其余的为各种不知名的疾病致死者（可能是交叉感染，症状复杂，不易判定为何病）。奥塞隆尼虽然没有提供参战部队的具体人数，但从中还是能看出英军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另外，以上统计数据仅仅是一个时间段的，而事实上，英军还有大量的“后续死亡”。据英文版《中国丛报》对英军第26团（参与鸦片战争的主力团之一）的战史报告称，该团离开印度前往中国参战一年竟有500人死于疾病。

　　痢疾、腹泻等肠胃传染病和间歇性发烧等血液性疾病是夏秋季节多发性疾病，它们以水、食物、日常生活接触及苍蝇等为主要传播方式。在战争中，由于战时生活条件的改变和卫生制度的不健全，发病率和病死率均比平时大为提高。这些疾病多发于湿热沼泽之地，并导致了不同部队相异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应该与部队的不同驻扎地有关）。比如马德拉斯炮兵在稻田中安营扎寨，死亡人数最多;孟加拉志愿军驻扎在定海附近低洼的潘松地区，就连很多强壮的士兵也遭到了死亡的厄运。而英籍第18团的损失则相对较少，这与他们从一开始就驻扎在城郊的海滨有关;印度籍工兵营驻扎在城西空旷、地势较高的地方，虽然工作最艰苦、暴晒最充分，但他们中却很少有人送命。

　　除了气候和地理条件，艰苦的生活条件引起的机体免疫力下降，也是英军大规模感染疾病的重要因素。英军刚刚占领舟山后，由于对“外人”的恐慌，舟山人民大多逃走，使得英军缺少新鲜的食物，导致免疫力下降，给各种疾病以可乘之机。同时，不清洁的用水亦是英军在舟山遇到的一大难题。定海的水质条件本来就差，而且当地人还不时地“向井中投毒”，使得英军不得不从稻田的排水沟中取水，这为病菌的大肆扩张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此外，恶劣的居住条件也为疾病传播提供了温床。据奥塞隆尼在《对华作战记》的记载，出于笼络人心的目的，英军当局规定部队不能占用定海城中的民房、公房甚至寺庙做营房。于是乎，英军各支部队基本都住进了帐篷。帐篷白天要遭到烈日的暴晒，晚上还要受到来自潮湿发臭的土壤、稻田、水沟里的有害气体的熏蒸。这样的居住条件，人不患病才不正常！

　　1840这一年，受鸦片战争的影响，传染病的流行要比以往严重得多，舟山、宁波、镇海、杭州等地都有发生。但这些疾病对当地人影响不大，当地人依旧可以正常生活、生产（已经具有一定的免疫力）。但是，对缺乏免疫力的英军就大不一样了。尽管英军也遭遇清军的顽强抵抗，但由于双方在武器装备、战略战术上的差距，英军直接死于战争中的人数极少，而更多的是死于各种传染病。茅海建认为，“就死亡数字而言，英军在舟山病死的人数是其两年多战争中战死人数的10倍”。这应是他根据奥塞隆尼所记载的死亡人数448人得出的结论。事实上，英军在舟山的死亡数字应大大高于此数。英军在占领定海时未损一兵一卒。占领定海半年后，到了1841年1月，近4000人的军队只剩下1918人（据《中国丛报》）。当然这不包括义律在1840年11月前往广州谈判时带走的部分部队，但这部分人数极其有限。这样算来，英军在半年内竟然损失了1000多人。即便如此，活着的军人中的绝大部分也都在患病，如英军第26团1840年底在舟山的273人中就有163人患病（据《中国丛报》）。

　　英军在舟山的“不健康”状况，不但造成了军队战斗力的严重下降，限制了英军在舟山和周边地区的“执行力”，而且亦是巴麦尊同意义律“将谈判地点迁往广州”的关键性原因。义律与琦善谈判期间，舟山的“恐怖现象”进一步蔓延，残酷的现实迫使义律做出了违反政府命令的行为——草草与琦善签订了《穿鼻草约》，并退出舟山，改占香港。

　　如此一来，英军在中国的势力再次退到珠江一带。正是由于这样，义律没有完成英军的既定计划，引起了英方的极大不满，导致英国政府临时改任璞鼎查为全权大使（代替了义律）。由于先期战略目标没有达到，英军调整了侵华的战略部署，制定了更具野心的“长江攻略”，决定择时发动向江南腹地的大规模进攻。而这一战略部署的改变，亦延长了鸦片战争的进程。

　　对于英军在舟山的糟糕状况，当时清政府的一些官员似乎也有所了解。比如林则徐就在奏折中说道：“现有夷信到粤，已言定海阴湿之气，病死者甚多，大抵朔风戒严，自然舍去舟山，扬帆南窜。”两江总督裕谦也曾说：“该夷生长外洋，不服中国水土，探问窃据定海后出天花或染时疫，死亡相继，殆无虚日。”诸如此类的言说不胜枚举。但即便如此，清政府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错失了难得的抗击机会。惜乎？悲哉！

　　摘自《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