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

　　

　　“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明代文人张涛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这样批评道，他敏锐地感到了当时世界的缓慢变化：明代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地区性和全国性的商业网络逐渐形成;明朝从洪武皇帝所推行的道德秩序滑向了一个完全商业化的社会。

　　张涛的无奈和哀怨，代表了传统中国对于商业社会的态度：富人对穷人、利润对美德的掠夺，推翻了多数人的社会期望，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社会期望。

　　可是另一方面，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穷人用一次次的揭竿而起，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富人，则在科技和艺术的层面推动着历史的进步。

　　无数为彰显社会地位所开发的科技转变为实用技术，比如纺织品、航海船只等等。世界上第一个马桶由英国贵族设计，被安装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里。富人有足够的财力、人力以及闲暇时间，去做改善现有生活的尝试。

　　同时，富人也是历史上艺术进步的推动者。意大利的美第奇家族是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艺术赞助人，资助和庇护了包括米开朗琪罗、拉斐尔、提香等在内的大批艺术家。

　　富人，这个词让人又爱又恨。他是艺术家和文人嘲讽与挖苦的对象，同时也是豢养他们的金主;他是每个人心里或隐蔽或张扬的欲望，也是人们愤怒与仇恨的对象;他是残酷社会最明显的体征，同时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主要力量。

　　富人，他与你我有何不同？假如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那富人来自哪儿？

　　富人与其说是财富标准，倒不如说是一种心态。

　　有多少钱算富人？《胡润财富报告》中把“富裕人士”的门槛定为：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个人，资产包括可投资资产、未上市公司股权、自住房产和艺术品收藏。

　　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在中国每1300人中就有1人是千万富翁。

　　而一个在北京三环有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每天夹在早晚高峰中上下班，对日常生活仍时有力不从心、忍辱负重之感的白领，绝不会因为自己所有资产超过1000万而认为自己是个富翁。

　　富人与其说是财富标准，倒不如说是一种心态，一种不为金钱所劳役的心态。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的提出，让富人摆脱了当年“地、富、反、坏、右”时期被批斗得抬不起头的命运。改革开放的第一波创业浪潮中有柳传志、王石等人，他们的创业可以说是无意识的：柳传志在科学院计算所工作，搞了进出口指标，就成了“创业”;王石被分到国有科技厂，做垮之后，慢慢摸索。那时候的创业者，财富并不是第一追求——他们甚至喊出了“创业报国”的口号。

　　20世纪90年代初，新一波创业者诞生，以潘石屹、冯仑、俞敏洪为代表，他们就是著名的“92派”，他们的驱动力来自对财富的追求、对成就感的渴望、对自我能力的证明。《中国合伙人》所反映的就是这种心态，年轻人从无到有地打拼，片中反复出现“梦想”“尊严”“改变世界”“被世界改变”这样的词。公开表达对财富的渴望，不仅不再是什么耻辱，甚至是可以和“梦想”相互替换的词语。

　　如今，“创业”已经不再是财富的主要来源。巴克莱（Barclays）集团旗下的咨询公司最近发表了一篇财富报告，报告显示，房产、遗产、工作薪水、商业经营四类财富来源中，房产和遗产成为亚洲富人独特的“致富秘诀”。

　　被调查者中，有61%的亚洲富人都将房产获利作为自己的财富来源，而这一数字在全球平均为34%。

　　英文rich的印欧语系字根，与克尔特语的rix、拉丁文的rex、梵文的rajah同源，后三者的意思都是“君王”。这在中国亦可做如下解释：欲富或已富者，一定要与权力结合。近20年来崛起的富豪，很大一部分是权贵资本的受益者。近中年的富翁们，仍用“关系”来敛取财富，而他们的孩子，则享受着消费主义的狂欢。财富，忽然站在了道德的对立面上。

　　炫富或许源于一种动物本能

　　富人热爱炫耀他们的财富。炫耀有很多种方式。最低端的，当然是以名包、名车、名表的方式来炫耀;而最高端的，则是以“慈善”的方式来“炫富”。

　　越来越多的企业或个人选择以“转发多少我就捐多少”的方式来开展慈善工作。史玉柱号称有多少粉丝就花多少钱来做慈善。粉丝100万时，他捐了100万元给慈善基金会;粉丝200万时，他捐了200万元给少数民族孤残儿童……粉丝500万时，他给成都市老龄基金会（敬老）等5个项目各捐款100万元。

　　如此做慈善的方式，当然引发了社会争议。“高调”“作秀”的争议不绝于耳，在大多数人选择当“闷声发大财”的沉默富翁时，做慈善很容易被形容为道德作秀。除了舆论中混杂的“仇富”心理，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富翁确实有着某种把慈善或视为施舍，或视为广告的心理。

　　富人为什么明知道会给自己惹来麻烦还要炫富？郭美美为什么成了众矢之的，仍要发微博炫耀自己的名牌包和奢华生日派对？黄怒波为什么要一掷千金购买冰岛的土地？富豪蒂托为什么要花2000万美元把自己送上太空？

　　美国作家理查德·康尼夫在《大狗：富人的物種起源》一书中，引用鸟类学家扎哈维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不利条件原理”这个理论，来解释羚羊在逃命时的跃跳——尽管这是浪费体力的危险举动，但它仍然愿意冒这个险，因为它等于是在告诉猎豹：“你休想杀我这么强健的羚羊。”有钱人冒着丧命之虞炫富，同样是为了告诉世人：“你们休想比得上我。”

　　富人明星化正是赢家通吃的准则在发生效用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里，观众看到的是富人的道德。富人们在死亡面前“让妇孺先活下来”，井然有序。而在泰坦尼克号的真实情形中，头等舱的成年男性有33%生还，统舱的成年男性生还率仅为16%。头等舱成年男性生还的百分比几乎与统舱儿童生还的百分比相等。总体而言，头等舱生还率为63%，统舱乘客生还率仅为25%。

　　理想的社会，存在着一个顺畅的通道，不平等的收入刺激着穷人向上打拼，社会财富在此过程中累积，蛋糕越来越大，每个人分到的越来越多。

　　不顺畅的社会则是赢家通吃，富人垄断着财富以及获得它们的手段。从这种层面上来说，“仇富”也是可以理解的心态：穷人不仅很难从富人的财富中获益，而且被抢夺了获得财富的机会。

　　现如今，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人们在仇富的同时，也前所未有地尊重富人。

　　人们愿意听富人讲话，因为觉得他们一定是做对了什么，才能获得巨大的财富。富人则通过各种企业家论坛、财富论坛、商业领袖论坛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威。

　　“富人明星化”的趋势让一部分富人体会到了拥有话语权的快感，同时，也有了在社会领域承担责任的意识。从组织“俱乐部”到组织“公益基金”，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正在试图把财富转化为尊重。

　　摘自《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