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星子

　　

　　《武林外传》十级学者一定记得，在小小的七侠镇，同福客栈曾经遭遇过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怡红楼，与后来十八里铺吉庆街开的清楼不一样，怡红楼就开在同福客栈对面，一副与同福客栈打擂台的决绝姿态。

　　一开始，怡红楼确实凭借着开业大酬宾、出色的装潢服务与丰富美味的新鲜菜品把同福客栈的客源都抢走了，但最终还是落得一个破产倒闭的下场，究其原因就是不正当竞争。他们出手十分大方，从送百年老酒到送银子、送丫鬟，门庭若市不假，但客人们“到最后就是明抢”了，怡红楼整个店都被人给搬空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同福客栈莫名其妙地在竞争中胜出，佟掌柜得意大笑：“还是我经营有方，天下无双。”

　　虽然这只是喜剧的夸张虚构，但不正当竞争确实早已有之，且害人害己。

　　中国古代市场大致经历了从草市到官市、从自发形成到官府介入管理的过程，有市场的地方就必然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不正当竞争。

　　宋朝是古代商业繁荣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商人们为了获取利润，使用了各种手段。除了一些通过改善服务招徕客人的积极竞争外，此时的不正当竞争屡见不鲜，假冒的山寨商品也随之出现了。对于不法商家来说，山寨可以让他们以极低的成本获取高额的利润，可对于被山寨的正经商家来说，生意减少不说，更重要的是侵害了他们的信誉和名声。

　　如今的人们想了各种招数防伪，充满智慧的古人也会。北宋时期东京城里的做靴者为了防伪，会在靴子里悄悄夹上一张小字条，注明制造者等信息。《醒世恒言》中《勘皮靴单证二郎神》的故事就是由此展开。

　　宣和年间，有人假扮二郎神招摇撞骗，被官府“打假”，逃跑时不慎遗落了一只皮靴。缉捕使臣王观察掌握了这个关键性证据，并从靴中的蓝布衬里中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宣和三年三月五日铺户任一郎造”。王观察由此顺藤摸瓜，抓到了假扮二郎神的人。看来这小小的纸条不仅有打击山寨商品不正当竞争的功能，还能帮助破案。

　　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既然与正品在同一个城市里容易被发现，那就换一个他们鞭长莫及的地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就有这样一个故事。清末，有个叫沈经武的无赖在上海登广告，冒用了京师同仁堂的字号开药店。京师同仁堂在当时可是响当当的名牌，一时间上海人民“慕名而来”，沈经武也大赚了一笔。后来京师同仁堂晓得了这回事儿，便派伙计前去上海，准备打官司控诉沈经武冒用自家招牌进行不正当竞争，没想到沈经武却提前涂改了招牌毁灭证据。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京师同仁堂有苦说不出。

　　除了假冒商品外，伪劣商品更是让消费者深恶痛绝。什么银器掺上铜，米中加点水，食盐杂着灰，漆里和着油……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奸商们做不到的。

　　柳宗元有一篇名为《鞭贾》的文章，一语双关地对高价贩卖劣质马鞭的商人进行了批判鞭策，同时也提醒人们价高不代表商品质量好，高价购买了伪劣商品还显摆，暴露的可就是自己的双商问题了。

　　《唐律》对伪劣商品从质和量两个方面进行了“行滥”和“短窄”的界定。“不牢谓之行，不真谓之滥，即造横刀及箭镞用柔铁亦为滥。”对此，唐代官府特意颁布法律，不同时期有严有松，但都是为了打击这些伪劣产品。比如，“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窄而卖者，各杖六十”。

　　官员利用手中特权经商实际上也是一种不正当竞争，汉代董仲舒就曾认为官僚、贵族凭借自己的势力经商“和小民争利”是导致社会危机的严重问题。尽管历代都采取了各种措施，但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官员们还是愿意铤而走险。

　　北宋初期，太祖赵匡胤制定了严格的法律，禁止官员经商，“违者论如律”，以“塞浊乱之源”。即便如此，宰相赵普仍“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广第宅，营邸店，夺民利”，最终被人揭发举报，赵匡胤借此缘由，下令将他交御史府问罪，并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

　　宋太宗时期被惩罚的官员也不在少数，如京东转運使和岘“以官船载私货贩易窥礼”，被削籍，配隶汝州;监察御史张白“假贷官钱居糴粟麦以射利”，被处以死刑，并弃尸体于闹市街头……可见律法之严。

　　从历代政府采取各种手段规范市场行为来看，尽管重农抑商在古代社会是主流，但打击商业上的不正当竞争是所有政府的共识，毕竟谁也不想因为市场失序而引起社会动荡不是？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