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而今,我也快到知天命之年。人在这个年纪,早已过了激情的时候,凡事不再意气用事,学会了沉默寡言,终于明白了母亲当年“言多必有失”的谆谆教导。
我出生在巍巍太行山中一个名不见传的小山村--淙上村,交通不畅,信息闭塞。上世纪六十年代,有几年闹灾荒,天旱无雨,地里庄稼收成大减,人们经常填不饱肚子,不知道在哪里听到一个传言,说当时种一斤“红萝卜”便可以卖到一元钱,虽然一亩地的产量也就十几斤,但也比在外挣得工资高出很多,所以村里有许多在外工作人员受到经济冲击的影响,纷纷返家种地,导致在外工作人员少,这是其一,再者这里山穷(无资源),水穷(无水),人更穷(无钱),许多帅气的小伙子只能看着娶媳妇用的花轿苦笑。
我家的家境当时应该算是不错的,完小毕业的父亲,在五八年随中央六二六部队学医后,在村上成立了保健站,后又机缘巧合认识了一个裁缝师傅,工作之余学到了可以养家糊口的手艺。由于父亲的努力,医术渐有提高,成了十里八村的大忙人,后来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在酷夏穿上汗衫,过年孩子们穿上新衣服,硬是将裁缝教给了母亲。识字不多的母亲除了种地,空闲时间就是坐在缝纫机前做衣服,我记得,一件衣服也就是挣三毛两毛的,但积攒下来的钱,却足够让我们姐弟五人一直有新衣服穿,还能填饱肚子,赚足了儿时玩伴们的羡慕。
我最早的记事是在一个阴雨天,独自一个人跑到大队玩,发现舞台上摆满了花圈,院子里站着许多人都在哭,后来长大后,才知道那天是毛主席仙逝的日子,那是在举行追悼会。四岁的我哪里懂什么追悼会,只是看中了舞台上的小黄花,正伸手想摘一朵的时候,被一个大人给踢了一脚,我一个趔趄,从此那个人被我记恨了好几年。直到小学三年级,遇上了恩师路玉宽,通过书本上的知识和他的讲解革命历史,才知道毛主席老人家的丰功伟业,也懂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哪有今天的我们这些道理,便对踢我一脚的人释怀了。
从小的我对玩扑克不是很感兴趣,有一个星期天,硬被同年级的小伙伴拉着去凑人数,清楚的记得是输了二角六分钱,那时候,说是输钱,其实谁也没有钱,赢了钱的那两个人一直要,并威胁说,不给就跟大人要,哪敢让大人知道玩扑克,而且还输了钱,那还不得打个半死(因为都穷呀!),于是,一直在想办法,怎样能还了这赌博债。偷偷在家里翻箱倒柜也未能找到一分钱,急的一点办法也没有,后来发现杂物间有个母鸡下蛋的筐,筐里有许多鸡蛋,我想,这么多鸡蛋,母亲决计是不会数数的,在一个吃罢中午饭往学校走的时候,随手偷了四个鸡蛋,拿到供销社卖了贰角捌分,余下二分钱买了四颗糖,美美的吃了一下午。放学回家,刚进院门,就被母亲揪住,问我是不是我偷的鸡蛋,我是死活不敢承认的,平时瞎花一分钱都需要吃上一顿打(交学费除外),这要是承认了是我偷的,那还不得打个半死?后来想想,可能母亲知道是我偷的,也可能是教育我做人的道理,反正那一次打得我是鼻孔冒血,连奶奶也拉不住,直急的奶奶躲着小脚唉声叹气。直到今天,我也从没有伸过手偷过人家的东西,好一顿意味深长的打!那一次偷鸡蛋,我死鸭子嘴硬,根本没承认,倒是嫁祸于二姐,可也没见母亲对二姐给予什么惩罚,我成家后,与母亲有一次长谈,说起偷鸡蛋那件事,母亲只是微笑,没具体说是如何知道我偷的,只告诉我,“小树不砍不成材”,小孩子需要从小教育,不然长大就荒废了。
二姐比我大三岁,从小勤快,懂事,经常能帮上家里的忙,父亲到公社医院工作后,家里的负担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二姐往往是一放学,就带上我拾柴,做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以便减轻母亲的负担。我们在一所学校读书,那时候的我比较瘦弱,经常受到高个子学生欺负,每每这时,二姐都会挺身而出挡在前面,为了我常常与他们打的是鼻青脸肿,久而久之,二姐就成了我心目中就是英雄。
那时,谁家要是拥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那将是无比荣耀的事,记得父亲在一次回家的时候,带回来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我开心的不得了,立马就把一帮小伙伴都请来,围坐在收音机旁,一听就是一下午,其实那就是向他们炫耀罢了。好奇的我,一直想弄明白这个聲音是如何发出的,一次,趁着一家人都不在,我卸开了它,看到里面有两个长方体,里面有螺丝,试着旋转,发现可以调音,这无疑是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能修理收音机,我把这个秘密保存了好长时间。每天下午六点那个小喇叭广播节目成了我的最爱,估计是信号不好的原因,正听得起劲,就会出现“沙沙”的声音,我学到的技术派上了用场,一开始还行,后来不知怎么的,收音机再也不会出声了,可能是修坏了。有一天,父亲回来,劳累之余,打开听广播,才发现收音机坏了,就追问,是谁弄坏了,其实,这个收音机,他们都不听,弄坏了肯定是我,但我就是不承认,又把坏事推给二姐,当然,这个是赖不掉的,又吃了一顿好打。
我上小学的时候,大哥在上中学,学习成绩好,是父母亲的骄傲,礼拜天回家,经常能找见母亲藏的一些稀罕食品,找见后也与我分享,其实他是不想让我告诉母亲是他吃了。母亲藏的食物找不见了,平日调皮捣蛋的我就成了第一个怀疑对象,骂我馋是小事,打是不会免了的,有时候也挺委屈,感觉我是不是有点多余。
我在我们家是最不说理的人,那时候,有一种特殊的季节美食,春天种地剩余下的土豆芯,到石碾子上碾压后烙成饼是我们的最爱。家里孩子多,就采用抓阄的方法,一家七口人,不管抓阄的顺序如何,我总是非得第一个吃,并且必 须吃饱后,他们才能按顺序吃,不然我就坐在门框上不走,挺无赖。
别说我无赖,调皮,捣蛋,脾气大,可我也有好的一面,父亲教哥哥姐姐算盘,他们学了几天都不会,气的把算盘摔在地上,满地跑的是算盘珠,我把算盘安好,让父亲教我,记得是一种叫“归六除法”,一晚上学到了七归,后面的八归、九归是我自学的,这时候父亲才知道我很聪明,便鼓励我好好学习。后来,确实也众望所归,接回了父亲的衣钵,成了一名医务工作者。
人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以前不经意忘了的事也慢慢想起来,童年虽然过去了,可是那些经历过的事,经历过的人都是我生命中的色彩,那些在童年的时候学会的做人道理,时时提醒我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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