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

　　四十多年前，我因为过度的饥饿，罹患了糖尿病。数十年来，倒也相安无事。只是这些年来，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使我的视力逐渐减弱。经美国明尼苏达州梅约医院诊断，说我受糖尿病影响，眼底完全钙化，没有医好的可能。

　　去年五六月间在佛光山，因为眼睛看不清楚，不能看书，也不能看报纸，想到一些读者、朋友、团体经常要我签名，“那就写字吧！”因为我眼睛看不到，只能算好字与字之间的距离有多大的空间，一蘸墨就要一挥而就。如果一笔写不完，第二笔要下在哪里，就不知道要从什么地方开始了。只有凭着心里的衡量，不管要写的这句话有多少个字，都要一笔完成，才能达到目标，所以我就定名叫“一笔字”。

　　说到写字，八十多年前，我出生在江苏扬州一个贫穷家庭，从小没有进过学校。虽然是童年出家，在寺庙里成长，当时正逢抗日战争，寺院里穷得连饭都没得吃，根本没有钱买笔和纸，甚至连铅笔都没看见过，更遑论写书法了。

　　六十年前，我住在台湾宜兰雷音寺，那是一所“龙华派”的小庙。后来我把它拆除重建，建成以后就沒有经费加以装修了。到了每年一次的“佛七法会”，总觉得没有粉刷的殿堂太过简陋，于是就买最便宜的“招贴纸”，写一些鼓励人念佛的标语贴在墙壁上，稍微美化一下佛堂。字贴在墙上时，连自己都不敢去看。就这样，我在宜兰连续住了二十六年，每年的“佛七法会”，都要写个百来张的标语。

　　后来大约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我在台北民权东路普门寺，寺里正举行“梁皇宝忏”法会。看到徒众在桌子上留有毛笔、墨水、砚台，我就顺手在白纸上写字。有一位信徒走近我的身旁，悄悄地递给我一个红包。打开一看，赫然十万块新台币。“不应该有这么多吧！”我一向不大愿意接受信徒给予的红包，便赶紧找人把他叫回来要退还给他，他怎么样都不肯接受。我就拿起手边刚写好的“信解行证”四个字的一张纸，我就说：“好吧！这张纸就送给你。”我总想，应该要有个礼尚往来才是。

　　得到这一张纸的信徒，他拿到佛堂里面跟人炫耀，大概他向大家说是我刚才送给他的字。在那个佛殿里，大约有400人在拜忏，听到这件事，信徒基于信仰，平常对我除了听法以外，也不容易建立关系，纷纷藉此机会要求说：“我们也要出十万块钱，请大师送一张字给我们。”

　　因为信徒的盛情不好拒绝，两天下来，也收了好几千万。我从小在寺院里长大，没有用钱的习惯，忽然有了这么多钱，怎么办才好呢？那时，正好在美国洛杉矶准备要筹建西来大学，我就把慈庄法师找来说：“这些钱够你去筹了。”不管字好与不好，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可以藉由写字的因缘，写出一个西来大学来，就鼓励了我对写字的信心。之后，国际佛光会成立，他们常常在各地举行义卖会、筹款餐会，都来跟我求一两张字跟他们结缘。甚至于社会上的慈善义卖，也要我替他写字。我自觉自己的字实在写得不好，可是想到为善不能落于人后，既然大家不嫌弃，我只得硬起头皮用心来写。

　　我觉得我这一生有三个缺点：第一，我是江苏扬州人，乡音腔调至今改不了，尤其学过多次的英文、日语，都没有成功;第二，我不会唱歌，五音不全，梵呗唱诵不好，实在愧为一个出家人;第三，我不会写字，因此就没有信心。

　　在2005年4月的时候，徒众如常法师瞒着我在马来西亚国家画廊筹办了一次“觉有情”墨迹展。等到准备好了，他才要我到马来西亚剪彩。我当时真是吓了一跳，我的字怎么可以进到马来西亚的国家画廊展出呢？这不是丢人献丑吗？不过，想到弟子们的用心，也不能不给他捧场，只有欣然前往。所以我后来经常对人说，你们不可以看我的字，但可以看我的心，因为我还有一点慈悲心，可以给你们看。

　　从那一次开始，先后陆续在美国伯克利大学、美国西来大学，大陆湖南省博物馆、重庆三峡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扬州双博馆，香港中央图书馆、香港大学，以及澳洲和新西兰北岛、南岛等国家和地区展出不止数十场之多。其中，在西来大学的展览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当年在“现前一片西来意”的因缘下写字送人所募得的款项创办的大学，二十年后，它已经成为美国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并且获得“WASC”（美国西区大学联盟）认证的大学。

　　而在大陆各地展出，我原先只是希望借着两岸都熟悉的书法艺术，让词组墨香能滋润两岸人民的心，让两岸能永久和平，幸福安乐。事隔4年，我的“一笔字”，继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日本、奥地利、丹麦、澳洲、新西兰、加拿大等国，以及香港、台北、嘉义、台南、宜兰和高雄等地展出，每次我的书法到哪里，我都像做梦似的，不相信真有这么一回事。

　　我的字承蒙众人不嫌弃，而能登大雅之堂，实在愧不敢当。如果“一笔字”要说有什么价值，就只是出家七十二年来，凭借一份与人结缘、给人欢喜的心，希望大家把我字内佛法的意义、信仰的法喜带回家，那就是我虔诚的祝祷了。

　　摘自《文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