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有为著作《广艺舟双楫》主张:“学书贵有新意妙理”并称:“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在20世纪时代转型的背景下康有为书学思想的形成即是清代碑学不断探索充满争辩的过程,也亦对于当代书法的理性认知。
关键词: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20世纪;书学思想
清末民初大量西方文明渗入使中西文化碰撞造就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两种文明的交织对中国千百年以来的传统文化思想产生巨大冲击,以文人阶层为代表的改良派无不探寻当下中国社会转型方向。社会变革贯穿所有领域,艺术亦是如此。中国书法置于整个古代史,同为中华文化组成的重要体系,此时也在悄然发生变革。自清代以来,金石研究卓著,打破帖学一统局面,儒士阶层访碑寻碑蔚然成风。其技法邓石如扬其波,何绍基助其澜,阮元、包世臣理论研究为碑学发展奠定基础,康氏《广艺舟双楫》将晚清“尊碑”思想推向顶峰。
一、康有为“尊碑”思想
“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 清初帖学发展至今已步入穷途末路,“馆阁体”兴盛使其难以继续创美、流变。然金石考据学兴起带动访碑风潮,碑刻浑厚古朴、雄强壮美,给予清代书坛以全新艺术视角。
清代访碑的流行是康有为“尊碑”思想的条件,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体变第四》中提出:“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 [1]清代前期因专政影响帖学衰微,碑刻大量出土,金石学、考据学兴起,乃推动碑学发展成因。
阮元、包世臣书学思想、理论著作对康有为“尊碑”思想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南北书派论》中提出:“然欧、褚诸贤,本出北派,自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北派馀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通习。”包世臣《艺舟双楫》据阮元书学理论承袭而来,更为系统阐释碑派书法理论,注重实践、论述务实在十九世纪初期影响深远。
《广艺舟双楫》的著成是康有为“尊碑”思想成熟的标志。康有为从小进行严格的学书训练,其帖学之功深厚,然帖学之渐微,乃早已察觉,以何体势之变挽其危亡?其曰:“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周以前为一体势,汉为一体势,魏、晋至今为一体势,皆千数百年一变,后之必有变也,可以前事验之也。” [2]可见,康有为认为可以以前朝体势挽救帖学衰微,魏晋千年来皆为帖学,可追古溯源以北碑习之,融以汉隶,集各碑之大成挽此危急局面。康有为“尊碑”思想此时已成体系。
康有为指出:“书若人然,需備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内莹,加之姿态奇异可谓美矣。”将人的血肉筋骨为代表的生命,活力特征视为书法艺术的不可或缺的属性。《广艺舟双楫》论“凡书贵有新意妙理“,又说“新理意态,古人所贵”。也就是说,书法艺术即要大胆创新、自我作古,又要美不胜收、韵味无穷。而“古人论书,皆尚劲险;二者比较,健者居先。”由此可见康有为对书法艺术“健”即风骨、气格之类的厚爱与推崇,亦是其尊碑抑贴的根本原因。
二、康有为“尊碑”思想对二十世纪书坛影响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对清代晚期书坛影响深远,戊戌变法期间,朝堂以诗文楷法为宗,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却上书痛批馆阁书法为无用之学。康有为其见解“书虽末技,当上通篆、隶,导源六朝。”再曰:“盖唐人皆师法六朝,邓、张亦师法六朝,故能与之争道也。” [3]梁启超极为重视并付诸实践。尽管康有为、梁启超二人书风并不相同,但书法观念基于共同的时代背景是达成共识的,梁启超吸去康有为之精华,但他并非一味追寻康有为,对于唐楷有其不同见解, 体现为书之道博大精深,是为20世纪书法创作的自我在思考。
萧娴在《庖丁论书》中称:“榜书类康师,小书依类先父” ,“世人但知我行书有康体,而自我感觉,榜书类康师。”康有为认为:“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势是对榜书的理解极为深刻。《广艺舟双楫·榜书第十四》:“做榜书须笔墨雍容” [4]她很好的体现“书若人然,需备筋骨血肉。”审美观点,将女性的阴柔之美内敛其中,在二十世纪现当代书坛颇有影响。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奠定20世纪初书家审美风尚,对碑派技法作出卓越贡献,且“康体”在民国初期风靡一时。尽管康有为理论过于绝对,激化碑帖矛盾,但其开创向无名书家学习、民间书法重回大众视野的贡献影响深远。而清代以来金石学研究达到顶峰,除碑帖融合外,如何能从创作、审美、技法等方面开拓研究,是现当代书法研究的重中之重。清代碑学开创帖学以外的书法传统,使现当代的书法艺术能够出现碑帖融合、双管并重的书法史上新格局。碑学的延续性发展与帖学重新兴起是现当代书法研究创作的历史必然性。
西方现代艺术思潮的出现也为书坛求新、求变打造国际平台,中国当代书坛呈现多元化格局,造就书法发展的全新局面,中国书法的古典主义特征将会继续延续,不因时代发展产生巨变。强调回归传统但同时随时代的转变需产生新的时代风貌,在回归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三、结语
以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为代表的书学理论,无疑是在清末民初的转折时期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使碑学发展达到顶峰。其一,总结清代后期的碑学,提出清代书法四变。其二,总结了碑学理论和实践,他的问世使碑学成了实践——理论的统一派系。其书学理念“借古开今”开创20世纪来新一代书风。
参考文献:
[1]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页
[2]同上,第10页
[3]同上,第62页
[4]同上,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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