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住在她们对门的屋里，不久，我们四个湖南妹子住在一个房间里了，另加一个山东姑娘，她是配电室的工人。我和陈洁的床铺分别在进门的两边，她靠左边走廊；我在右边紧挨着火墙。因冬天床铺离火墙太近，夜间睡觉过热，我常把被子打掉，因此曾闹过几次重感冒。罗群和山东姑娘并排紧靠窗户。李力在左侧的里边和我相对应。房间正中放着我们多年来在上面做夜校作业、写家书和周末四人玩扑克的长条桌子。
玩扑克，我和陈洁是对门，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记得，陈曾经提议：“将来我们分别时，这付扑克每人1/4，作为纪念品！”四人一致赞同。哪知我于1957年12月，就这样匆匆率先离开了她们，再也没有返回沈阳。连我的工作调动手续和行李都是她们于1958年初帮我办妥后邮寄到南方的。
房间里最醒目地方，是罗群床的上方墙壁上挂有一根竹箫。这根竹箫从我们1953年初中毕业在衡阳分配相识时起，辗转北京、天津、塘沽直至沈阳，像宝贝似的一直就携带在她身边。而且不论搬到哪里，她总是把它挂在这个位置上。茶余饭后，周末或兴致来了，她就往床上一坐，背紧靠着墙，两腿自然弯弓，双手的食指在竹箫的洞眼处来回的按动，面带微笑，嘴唇紧挨着竹箫的洞上，吹出十分熟悉、十分悦耳和我们已经听过多遍的曲子，回荡在整个房间。我和陈、李三人除爱好体育活动外，几乎别无其他艺可献，只能当“索取”者了。我们能够欣赏到罗群为我们送来轻松、欢快和温馨的箫乐声，不讲令人陶醉，至少在我们紧张了一天工作、学习之余，可以放松各自的神经了。
我想，她成家之后，这根竹箫也一定给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带来不少的愉快和欢乐！不知她是否还留着这根我们所熟悉的竹箫，如果还在，将来我们有机会重逢时再听听她曾演奏过的箫乐声，定会使我们回忆起我们青年时代的美好时光。
我们四个除各自己的岗位尽心尽职上班外，其余的业余时间——上夜校、散步、看电影等几乎都是集体行动。当然这种集体活动全是自觉自愿和自发的，不受任何约束。你完全可以独立游玩或自行其乐。说来也怪，那时我们谁都不需要、也不愿意别开这个非常融洽、十分和谐、亲如姐妹的小集体，而单独行动。因为那时好像还没有谁谈情说爱，如果有的话，那也是纸上谈兵罢了。
由于集体活动频繁，随之而来出现了现场开支，抢夺付款，谁也不甘落后。如出门乘车、进公园购票，小吃会餐等等，都不意愿当“吝啬鬼”，几个人总是争先恐后，你抢我夺。一两次无所谓，十次八次，长年累月的出现在现场，既不雅观，也不是办法。
姐妹四人中，陈的脑子转得快，点子多，还是她想出的好办法。
平常夜间入睡前，我们姿势各异的半躺在自己的床头上，谈着当天的感受，甚至高谈阔论起来。那日，陈洁是从半卧的姿势突然的坐了起来，左手手腕半截埋在被窝理，右手在空中划着弧，兴致勃勃的说：“妹子们，我出个主意，今后我们集体出门活动，不管谁掏钱，一律记帐，平均分摊，月底结算，省得你抢我夺，怎么样？”我们三个异口同声喊了出来“好！好主意！太好了！我们举双手赞同。”这个点子真棒！自打那以后，“你争我夺”的局面消失了。不用推举，陈自报奋勇成了我们这个家的财务会计。李可能由于年龄关系，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的管家。如家乡餐的炊具、食品、菜类等购物，她操劳最多。我和群属于这个“家”里不管事的普通成员，享受着家庭里的温暖。
我于1955年和1956年曾两次因重感冒（后一次还转为大叶性肺炎），她们叫来院部小轿车，把我送进了沈阳最大的医院。住院期间，她们三人周末提着物品，来医院看我。其中一次我印象最深，是罗群她捎来了我从未吃过的石榴，那既甜又酸很有滋味至今难以忘怀。
陈一般叫我们只呼其名，省掉姓氏，听起来热呼呼的，倍感亲切。“华，你穿着病号服，我们差点认不出你了！四人哈哈大笑起来。医院走廊和病房的墙上贴有大“肃静”的字样立即映入了我们的眼帘，我们赶紧用手将嘴捂住，将声音减到最低分贝。我笑着低声说：“是呀！穿着这种‘礼服’，再精神的人，没病也成了地道的病号了！”……
这家医疗器械齐全，设备先进，有上千张床位的大医院。按医院规定，患者进院必须换上医院统一兰白相间的竖条长大挂，脱下自己的衣服集中分袋保管，防止外界病菌带入。医院病号统一着装耗资较大，在当时全国卫生界并不多。现在也很少。
我的病情只要稍有好转，我就会“吵”着要出院，为此我还写过要求出院“申请和保证书”。记得医生在我的出院通知书上写着：“由于本人要求，提前出院。出院后建议继续休息一周。”这时女伴们瞪着大大的眼睛，一个劲的瞅着我，口中无语，她们用目光在批评“你是个不听医生话的病号！”而行动上她们又非常欢迎我归来极其矛盾的心里，我看在眼里，更记在了心里，这是姐妹们对我发自内心的呵护和关怀。她们知道，她们明白，我要求出院不为别的，只是一人呆在医院不知有多寂寞，我想姐妹们，我想这个集体，我想这个“家”而已。医院里的寂寞，思乡的愁云，回到这个充满温馨的“家庭”气氛中，骤然得到了化解，这就是家感觉，家的味道。
人们只要提到家，不免会有一种亲切和谐的感觉，是温馨的港湾。但是，人们又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因为唇齿相依，牙齿也有咬舌头的时候，手足至亲也难免磕碰。可我们这个“家”却异样，从1953年秋至1957年年底165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们姐妹们从未红过脸，也就是说，舌头连牙也没碰过，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难念的“经”了。
故至今我想这个“家”，我怀念这个“家”。自我们姐妹四个结婚后，就东南西北，各自一方，李、罗群在大西部的四川成都，还好她俩彼此不远，可互相走访。我和陈各在北京和南京，可两京之间远在千里。和成都相距，更是遥不可及，迢迢万里呀！好在现在通讯先进，有事电话优先，见面视频聊天。谁让我们到老年还赶上了科技发达的好年代，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呢！（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1999.4于南昌
玩扑克，我和陈洁是对门，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记得，陈曾经提议：“将来我们分别时，这付扑克每人1/4，作为纪念品！”四人一致赞同。哪知我于1957年12月，就这样匆匆率先离开了她们，再也没有返回沈阳。连我的工作调动手续和行李都是她们于1958年初帮我办妥后邮寄到南方的。
房间里最醒目地方，是罗群床的上方墙壁上挂有一根竹箫。这根竹箫从我们1953年初中毕业在衡阳分配相识时起，辗转北京、天津、塘沽直至沈阳，像宝贝似的一直就携带在她身边。而且不论搬到哪里，她总是把它挂在这个位置上。茶余饭后，周末或兴致来了，她就往床上一坐，背紧靠着墙，两腿自然弯弓，双手的食指在竹箫的洞眼处来回的按动，面带微笑，嘴唇紧挨着竹箫的洞上，吹出十分熟悉、十分悦耳和我们已经听过多遍的曲子，回荡在整个房间。我和陈、李三人除爱好体育活动外，几乎别无其他艺可献，只能当“索取”者了。我们能够欣赏到罗群为我们送来轻松、欢快和温馨的箫乐声，不讲令人陶醉，至少在我们紧张了一天工作、学习之余，可以放松各自的神经了。
我想，她成家之后，这根竹箫也一定给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带来不少的愉快和欢乐！不知她是否还留着这根我们所熟悉的竹箫，如果还在，将来我们有机会重逢时再听听她曾演奏过的箫乐声，定会使我们回忆起我们青年时代的美好时光。
我们四个除各自己的岗位尽心尽职上班外，其余的业余时间——上夜校、散步、看电影等几乎都是集体行动。当然这种集体活动全是自觉自愿和自发的，不受任何约束。你完全可以独立游玩或自行其乐。说来也怪，那时我们谁都不需要、也不愿意别开这个非常融洽、十分和谐、亲如姐妹的小集体，而单独行动。因为那时好像还没有谁谈情说爱，如果有的话，那也是纸上谈兵罢了。
由于集体活动频繁，随之而来出现了现场开支，抢夺付款，谁也不甘落后。如出门乘车、进公园购票，小吃会餐等等，都不意愿当“吝啬鬼”，几个人总是争先恐后，你抢我夺。一两次无所谓，十次八次，长年累月的出现在现场，既不雅观，也不是办法。
姐妹四人中，陈的脑子转得快，点子多，还是她想出的好办法。
平常夜间入睡前，我们姿势各异的半躺在自己的床头上，谈着当天的感受，甚至高谈阔论起来。那日，陈洁是从半卧的姿势突然的坐了起来，左手手腕半截埋在被窝理，右手在空中划着弧，兴致勃勃的说：“妹子们，我出个主意，今后我们集体出门活动，不管谁掏钱，一律记帐，平均分摊，月底结算，省得你抢我夺，怎么样？”我们三个异口同声喊了出来“好！好主意！太好了！我们举双手赞同。”这个点子真棒！自打那以后，“你争我夺”的局面消失了。不用推举，陈自报奋勇成了我们这个家的财务会计。李可能由于年龄关系，自然而然地成了我们的管家。如家乡餐的炊具、食品、菜类等购物，她操劳最多。我和群属于这个“家”里不管事的普通成员，享受着家庭里的温暖。
我于1955年和1956年曾两次因重感冒（后一次还转为大叶性肺炎），她们叫来院部小轿车，把我送进了沈阳最大的医院。住院期间，她们三人周末提着物品，来医院看我。其中一次我印象最深，是罗群她捎来了我从未吃过的石榴，那既甜又酸很有滋味至今难以忘怀。
陈一般叫我们只呼其名，省掉姓氏，听起来热呼呼的，倍感亲切。“华，你穿着病号服，我们差点认不出你了！四人哈哈大笑起来。医院走廊和病房的墙上贴有大“肃静”的字样立即映入了我们的眼帘，我们赶紧用手将嘴捂住，将声音减到最低分贝。我笑着低声说：“是呀！穿着这种‘礼服’，再精神的人，没病也成了地道的病号了！”……
这家医疗器械齐全，设备先进，有上千张床位的大医院。按医院规定，患者进院必须换上医院统一兰白相间的竖条长大挂，脱下自己的衣服集中分袋保管，防止外界病菌带入。医院病号统一着装耗资较大，在当时全国卫生界并不多。现在也很少。
我的病情只要稍有好转，我就会“吵”着要出院，为此我还写过要求出院“申请和保证书”。记得医生在我的出院通知书上写着：“由于本人要求，提前出院。出院后建议继续休息一周。”这时女伴们瞪着大大的眼睛，一个劲的瞅着我，口中无语，她们用目光在批评“你是个不听医生话的病号！”而行动上她们又非常欢迎我归来极其矛盾的心里，我看在眼里，更记在了心里，这是姐妹们对我发自内心的呵护和关怀。她们知道，她们明白，我要求出院不为别的，只是一人呆在医院不知有多寂寞，我想姐妹们，我想这个集体，我想这个“家”而已。医院里的寂寞，思乡的愁云，回到这个充满温馨的“家庭”气氛中，骤然得到了化解，这就是家感觉，家的味道。
人们只要提到家，不免会有一种亲切和谐的感觉，是温馨的港湾。但是，人们又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因为唇齿相依，牙齿也有咬舌头的时候，手足至亲也难免磕碰。可我们这个“家”却异样，从1953年秋至1957年年底1650多个日日夜夜里，我们姐妹们从未红过脸，也就是说，舌头连牙也没碰过，当然更谈不上有什么难念的“经”了。
故至今我想这个“家”，我怀念这个“家”。自我们姐妹四个结婚后，就东南西北，各自一方，李、罗群在大西部的四川成都，还好她俩彼此不远，可互相走访。我和陈各在北京和南京，可两京之间远在千里。和成都相距，更是遥不可及，迢迢万里呀！好在现在通讯先进，有事电话优先，见面视频聊天。谁让我们到老年还赶上了科技发达的好年代，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呢！（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1999.4于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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