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其国

　　成名上海滩

　　1933年初，上海《明星日报》发起“电影皇后”评选活动，胡蝶以21334票最高票数当选。胡蝶祖籍广东，后来随父母来到上海。生于1908年的她，与上海因此有了交集。

　　胡蝶步入影坛有点偶然。1924年，16岁少女胡瑞华在报上看到上海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上的中华电影学校首期招生广告，便去报名。报名前她给自己取了个艺名。胡与蝴同音，就叫胡蝶。当时考生有一千多人，面试后她被录取了。胡蝶主演无声片《秋扇怨》，是她正式从影的开始。其间，胡蝶在感情上也有了故事：在拍摄《秋扇怨》的过程中，她与该片年轻男演员，也是广东同乡林雪怀感情擦出了火花，两人堕入爱河，并訂了婚。但不久胡蝶即意识到他俩性格不合，最后解除了婚约。此事在当时报刊上一度被炒作，让胡蝶感到很受伤。

　　拍好《秋扇怨》后，胡蝶被天一电影公司聘为演员。1928年，她又从“天一”转入明星电影公司。胡蝶进入“明星”后与阮玲玉合作主演《白云塔》，这也是她和阮玲玉合作的唯一一部片子。她俩也因此建立了友谊。阮玲玉在“明星”总不得志，后正值“联华”公司招聘演员，阮玲玉去报名并被录取。1935年2月，胡蝶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展览会，同时访欧。临行前她去向阮玲玉暂别。知道胡蝶将赴欧访问，阮玲玉很为她高兴，并感慨道：“能有机会出去走走，开阔一下眼界，总是好的，不知我此生是否还有此机缘。”胡蝶发现，阮玲玉说这话时眼圈红了，连忙岔开话题。谁知就在胡蝶出访期间，阮玲玉因个人情感遭遇且抵不住“人言可畏”而自杀。胡蝶闻此噩耗，伤感不已。

　　胡蝶进入“明星”后出演的武侠片《火烧红莲寺》甫一上映，立刻火起来，着实为“明星”大赚了一把。之后胡蝶又在影片《歌女红牡丹》中出演主角，这也是中国第一部有声片，引起轰动。

　　胡蝶主演的第二部有声片是由郑正秋编导的历史题材影片《自由之花》。该片描写袁世凯称帝后，蔡锷设法逃出京城到云南起义反袁的故事。胡蝶在片中饰小凤仙一角。该片需要去北平拍摄外景，胡蝶童年时代曾在北平读过两年多小学，得知此番可旧地重游，让她喜出望外。火车到达天津，大家看到大批从东北撤下来的车队，以致火车无法前进，这才知道东北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沈阳已陷落。火车重新启动继续北上，大家心情都非常沉重。只是胡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因沈阳失守，竟由此引发了一桩使她一度声誉大跌，让她困扰不已的公案。这起轩然大波是由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发表在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上题为《马君武感时近作》两首诗掀起的。全诗如下：

　　哀沈阳二首（仿李义山北齐体）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桩公案当年着实让胡蝶背上不堪的骂名。据说这是当年日本通讯社为中伤张学良，以引起国人对他的愤慨、转移目标而造的谣。马君武出于义愤，一时未能将事情核实清楚，因此误信“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晚，身为陆海军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正驻节北平的张学良，全然不顾祖国山河破碎，竟搂着电影明星胡蝶跳舞尽欢，并作诗针砭。这就把胡蝶扯进了事端。前者被视为“不爱江山爱美人”，胡蝶则被认定是红颜祸水。回到上海，“明星”公司专门在1931年11月21日的《申报》上，以胡蝶本人的名义刊登一则辟谣启事。导演张石川及演职员洪深、郑正秋、夏佩珍、龚稼农等人，也在报纸上为胡蝶作证。事实上胡蝶此生别说和张学良跳舞，两人连面都没有照过。

　　在北平“被见”张学良令胡蝶大为不快，回到上海后第二年，在“明星”公司安排下，见到正偕夫人周游世界的著名的喜剧表演艺术家卓别林，却给了胡蝶一个惊喜。那天胡蝶和卓别林夫妇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接下来等待胡蝶的一大喜事，就是前文曾提到，1935年2月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展览会，当时我国遴选了《姊妹花》《渔光曲》《桃李劫》等8部影片，由制片、编剧、导演、摄影、翻译、演员代表共7人与会，唯一的演员代表就是举办方指定邀请出席的胡蝶。这是时年27岁的胡蝶第一次出国，也是1922年中国自有电影以来，代表团第一次担负“文化交流”的使命走出国门。同船出访的还有受到苏联政府邀请去演出的梅兰芳及其剧团，胡蝶也因此与梅兰芳先生建立了友谊。此次影展会上我国参展影片《渔光曲》获得“荣誉奖”，这也是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荣誉的影片。

　　与丈夫患难与共

　　应该了解一下胡蝶的感情世界了。林雪怀曾是胡蝶婚约上的“丈夫”，她真正的丈夫是潘有声。胡蝶是在与阮玲玉、堂妹胡珊等人参加一次私人舞会时与在礼和洋行工作的潘有声相识的。不久胡珊带潘有声到胡蝶家玩，两人由互相钦慕而生情愫。胡蝶曾这样评价潘有声：“他是个干事业的人，做事情札札实实，待人诚恳，讲信用，肯动脑筋，肯钻研。”潘有声后来任德兴洋行总经理。因彼此都忙于事业，直到相恋六年后的1935年11月23日，两人才在上海九江路圣三一堂举行了中西合璧式婚礼。婚后两人互相尊重，彼此恩爱。胡蝶甚至一度打算“激流勇退”，只是被张石川等人一再挽留，才没息影，但她拍片已很少。之后他们移居香港，胡蝶拍片就更少了。

　　胡蝶在香港期间，先是发生“七七事变”，接着上海发生“八一三事变”，中国进入全民抗战。胡蝶和中国许多进步文化人士一样，在港心系抗战，再无心拍片。她的这一心志，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的危情下，保住气节，不为日本帝国主义出演电影，表达得可谓痛快淋漓。日军当时在被占香港派出一些“中国通”，对知名人士采取怀柔政策，想让后者配合他们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圣战”、“大东亚共荣圈”。日军报道部艺能班的“中国通”和久田幸助，就多次找上胡蝶，要求胡蝶与日本电影公司合作，到日本拍摄影片《胡蝶游东京》，并声明是风景片，并不涉及政治。当时梅兰芳为抗日蓄须明志，一时传为佳话，胡蝶当然不能让自己成为侵略者的幌子。于是她推说自己有孕在身，不便拍片，等分娩后再说。这时她和丈夫已在作逃离香港的准备了。一天清晨，胡蝶一家在游击队帮助下，作走亲戚状，机智地躲过日军的监视，逃离了香港，一路历尽艰辛由广东韶关到广西桂林，最后到达重庆。直到抗战胜利，全家才终于回到上海。有意思的是，战后在日本，胡蝶意外见到和久田幸助，后者告诉她，当年胡蝶全家逃离香港的当天中午，他发觉后连忙向日军总部报告，还因此受到上司指责。

　　抗战胜利后，上海局势仍在动荡，潘有声觉得他的事业在香港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所以不久他们一家重返香港。潘有声到港后即着手筹办兴华洋行。此时胡蝶虽也拍了几部影片，但协助丈夫经营已成为她的主要工作。众所周知，有“杀人魔王”之称的“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一直窥视胡蝶的美貌，为了霸占胡蝶，曾想拆散她的家庭，只是因他乘坐的飞机失事命丧黄泉而未果。戴笠不知，胡蝶心中的男人是丈夫潘有声而不是他。胡蝶曾经这样说过：“有声是个爱护家庭的人，对我，对子女，克尽为夫、为父的职责”，“我和有声感情融洽，从未曾因为任何小事起过口角……”

　　不幸的是，潘有声在港期间查出患上肝癌，且是晚期，最后终告不治，逝于香港。此时胡蝶回首在抗战中逃亡的日子，在湘桂大撤退中的经历，曾觉得苦戏会演完的，会苦尽甘来的。现在面对丈夫的离世，她觉得真正“被命运之神逼到了人生的边缘，看不到曙光，只感到有声的逝去带走了我生活中的一切欢乐、一切生气”。可以佐证胡蝶这一心迹的，是她在移居加拿大后的1981年，携儿媳回香港将潘有声骨灰移葬温哥华风景如画的科士兰公墓，同时在他的安葬处为自己购置了墓地。胡蝶愿意下辈子仍做他的妻子。

　　胡蝶终究是电影人，最后还是要从电影中得到救赎。1950年代末，胡蝶在影片《后门》中出演女主角。片中有一句台词“爱情是无法勉强的”，颇能道尽胡蝶的心声。

　　1989年4月23日，胡蝶在温哥华逝世，享年81岁。“蝴蝶（胡蝶）要走了。”这是她留在尘世的最后一句话，像电影话语，更像是她对人生的大彻大悟。

　　摘自《现代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