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涓

　　我的孩子在美国休斯敦郊区的一所小学入读后，第一次开一对一的家长会时，班主任老师介绍了孩子在学校的适应情况和社交发展，然后解释说：我接触过一些家长，她们想要知道孩子在班级的考试排名，不过很抱歉，在现阶段我们确实是只能提供学生各自的成绩，不做任何排名的。

　　我只好赶紧化解老师的尴尬：我懂，有些家长或许是“虎妈”，但我真的不是，我只希望我的孩子尽最大的努力就好。自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于2011年出版回忆录《虎妈战歌》以来，“虎妈”俨然已经成为华人家长的代名词，而且在美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人可能都会遭遇和我同样的偏见：华人妈妈俨然个个都是咆哮着的虎妈，靠吼叫帮助孩子门门功课保持全班第一名，钢琴小提琴早早考过十级，但完全无视孩子的心理健康和福祉;而华人孩子则被视为只会学习和执行任务的“机器人”，除了考试其他能力都欠奉，甚至因此可能面临着升大学或工作时的一些歧视。

　　一线教育工作者知道，这确实是一种误解和偏见。孩子的班主任老师后来跟我说，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优质学区，多数家长都有硕士以上文凭，60%以上是一代或二代移民，她接触的对学校教育有过多要求的家长来自各个不同的族裔，华人妈妈虽然普遍紧张孩子的成绩，但也就是跟印度裔、日本裔、俄罗斯裔家长处在一个旗鼓相当的水平。比方说，班上有个律师妈妈主动来做义工，但明确表示因为日程繁忙且熟悉电脑操作，因此只负责管理班级成绩网上登录和统计，后来老师们才明白过来，这位妈妈只是为了了解全班学生成绩，好间接了解孩子在班上所处的位次--这种玩法，不知道比直接问名次的家长高到哪里去了。

　　蔡美儿在写作《虎妈战歌》时，或许过于坦诚地揭露了自己在与两个女儿斗智斗勇的过程中，自己所规定的一系列清规戒律。在全书的开头她就提出，她禁止女儿们做的事情包括在外面过夜;参加玩伴聚会;经常看电视或玩电脑游戏;选择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任何一门功课的学习成绩低于“A”;演奏钢琴或小提琴以外的乐器。

　　她也不畏惧提起自己在执行这些规定时所做出的一系列极端举动，放在北美这个重视儿童福祉的社会，公然说出她的这些做法，等于是涉嫌虐待未成年人，蔡美儿自己也承认在这本书出版后，曾有儿童福利署的社工上门拜访。比方说蔡美儿在第一次教当时年仅三岁的二女儿露露学钢琴时，这个在她眼中天生比较叛逆的孩子坚持不愿意按照妈妈的旨意学习，于是她给了露露两个选项：要么听话弹琴，要么去户外站着，而当时正值寒冬腊月--衣衫单薄的露露选择了后者。又比如一次带着大女儿索菲娅去别人家做客，蔡美儿觉得索菲娅的举动不够规矩，于是直斥她是“垃圾”，席间一位客人听到后当场提前退席。

　　但蔡美儿和她的家人在这本书出版后一再表示，虽然她确实一贯强势，但孩子们并非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长大，周末一家人带着两只狗窝在床上看电视，演出后全班同学来家里庆祝（主要是为了吃蔡美儿做的中式美食），这都是她们共同的美好回忆。

　　蔡美儿自己澄清说，这本书并非是介绍教育理念，而是回忆录，因此她不惧于袒露一切愿望与挫败，你甚至可以把它当成一本“失败之书”;她写作的动机正是源于自己的教育手段在性情温顺的老大索菲娅身上取得了阶段性成功，但在生性叛逆的露露身上遭遇了彻底的失败，这导致蔡美儿最终开始检讨自己的教育风格，并开始向露露做出让步，比如允许她辞去了耶鲁青年管弦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职位，允许她从小提琴转向网球。

　　这样的自省、自我怀疑和挫败感，可能每个父母都曾体会过，为人父母，每天都要面对无数的选择与质疑。就算我们身在美国，孩子没有小升初和中考的压力，但同侪压力也一样存在：我们的小城汇集了全球各地的精英移民，大概是因为优生优育搞得太好了，全美“资优生”比例约为3%，但到了这里就达到了20%以上，太多孩子在科技、数学或者艺术方面显示出了过人的天赋，而自家娃最大的特长还是玩公园里的单杠并且练出了一手老茧，是给她报个奥数班还是顺其自然？玩到几年级是个头？这些问题也时常萦绕在我们心头。这种竞争环境，和蔡家所在的大学城、美国很多专业人士聚居的卫星城非常相似，孩子进入高中后哪怕计入AP课程后的加权GPA达到4.5，也有可能被4.7乃至4.9的孩子碾压，在这种情况下，家长和小孩都是很难保持淡定的。

　　参与度越高的家长，每天要做的决定就越多，夜深人静时要复盘反思的空间也就越大。正如蔡美儿在书中对自尊教育的讨论，她认为西方父母对孩子的自尊心呵护得太多，但是作为父母，最不利于保护孩子自尊心的行为，就是眼看着他们在困难面前放弃努力而不作为。中国父母则不同，他们相信孩子的力量，相信他们没有那么脆弱。在她之后，也有一些社会心理学家提出类似的疑问，指出从战后开始的几十年里过于提倡“鼓励教育”，家长们太急于呵护孩子、太急于对孩子发出赞美，这不利于培养孩子坚毅的信念。

　　遗憾的是，为人父母没有教科书可以遵循，只能依靠对孩子的理解与直觉一点点摸索，在保护孩子自尊心和适当激励孩子之间，艰难地走着一条钢丝绳。蔡美儿主张相信孩子的力量才是最大程度上保护他们的自尊，我认为在大方向上没有错。但在方法上全盘照抄蔡美儿怕是不成。蔡美儿本人就是在高压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八年级那年，她在一次历史考试中得了第二名，颁奖仪式结束后她的父亲只说了一句话：“千万不要再让我像这样丢脸了！”她也很自然地用这一套对待自己的女儿，在孩子弹不好琴时威胁要把毛绒玩具烧掉，抱怨孩子“怎么越弹越糟糕”。无论这家人神经再怎么天生粗壮，我还是同情小小年纪被如此威胁的两个女孩，也同情当年的那个蔡美儿。

　　育儿对于虎妈来说是一场战争，对其他家长又何尝不是。在蔡家，这几乎是蔡美儿一个人的战争。露露后来就表示，她小时候感觉“妈妈似乎一直不用睡觉”，虽然她的父母都是耶鲁法学院终身教授，科研和教育任务都很重，但养育子女和两只狗的任务几乎完全由妈妈来承担，这当中包括了每天陪两个娃练六小时琴、周六开几个小时车送孩子去纽约学琴、晚上给孩子们读书。而且妈妈蔡美儿还是一位相当热心的老师，常常在家中招待学生们吃饭，而爸爸杰德·鲁本菲尔德在哪儿呢？蔡美儿承认，杰德总体上也倾向于较严格的育儿风格，但往往难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这就导致了在《虎妈战歌》中，蔡美儿俨然是在丧偶式育儿，偶尔还要跟还魂的丈夫就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大吵一架。

　　蔡美儿的书出版之时，她自认为自己的教育有点失败，在13岁的露露面前“变得谦卑”。而今，在这本书已经出版8年后再来检视这一家人的发展和关系，可以说是对虎妈式教育法的一次中期考察。她们看来相当成功：长女索菲娅先获得了哈佛大学哲学和梵文系本科学位，去年又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次女露露在哈佛大学取得历史学本科学位后，在纽约一家网球营销公司工作了一年，接着也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顺利的话将于2022年毕业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重要的是，两人都多次公开表达对母亲的支持。

　　今年6月，这家人再度引起传媒关注，这次是因为索菲娅成为了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特·卡瓦诺的助理，聘期为一年。

　　常春藤名校法学院的毕业生往往会争取毕业后先为大法官工作一两年，这个岗位堪称是最好的律所门票。耶鲁大学毕业的知名法律人戴维·刘称，“索菲娅非常有资格：哈佛大学本科生，参加后备役军官训练军团，再进耶鲁大学法学院，她在那里的成绩非常拔尖。当聪明的、有能力的律师培养出更聪明、更有能力的律师时，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这难道就是聪明的人还比你勤奋的典范？

　　未必。也有人指出，索菲娅的成就可能与她母亲的养育方式关系不大。2018年7月，蔡美儿在《华尔街日报》上发文，极力为当时正处在性骚扰旋涡中的卡瓦诺背书。当时就有人称，“虎妈”作为一个著名的法学家，在事实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就为卡瓦诺站队，是为了通过利益交换，给女儿争取到一个为卡瓦诺工作的机会。索菲娅否认了这一点，声称她无意在来年申请担任卡瓦诺的助理，因为她是拿着后备役军官训练军团的奖学金读的大學，毕业后必须完成她的从军义务，可是仅仅十一个月后她就食言了。

　　随着全球收入不平等加剧，从东方到西方的父母们都开始转向虎妈式的权威式教养法，以期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帮助孩子做出更周全的职业准备，就像我家娃的班主任观察的那样，虎妈已无族裔之分。然而，有些“虎娃”的起跑线，或许天生就比其他孩子领先了一些。

　　摘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