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接受美学;外交话语;翻译策略
1.接受美学与翻译研究现状
20世纪60年代中期，汉斯·罗伯特·姚斯提出，在读者阅读一部作品的过程中体现教育与娱乐功能是至关重要的，而该过程便是作品活力的来源。读者作为文学创作的推动力，是主动导向的，而文学的接受活动同时受作品性质和读者能力的制约。接受美学将文学接受活动分为社会接受和个人接受两种形态。读者作为生物的和社会的本质，无论在意识或下意识中所接受的一切信息，都会影响到其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活动。从该理论的主要观点中，不难发现读者在进行文学接受过程中，其本身对文学的接纳和解读程度，以及文学对于读者解读的便利程度同时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基于此，针对我国外交话语翻译，如何做到准确、恰当、易于理解、方便沟通成为了不可忽视的几个原则。
纵观目前的翻译研究现状，学界依据批评话语分析、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学、外交学等专业理论基础，相继对我国外交话语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学界密切关注和利用文本数据分析法，通过分析收集到的大数据平行外交话语语料库，得出中国外交话语的翻译文本原则。然而，国内外话语研究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上述采用的文本数据分析方法，由于观察范围受体裁所限，仅凭数据分析手段不足以支持充分描述并取得有价值的发现;学界对外交话语的语言特征、话语策略、话语风格和话语规范的认识与理解不够全面、深刻;学界对于外交平台的思考仍停留在过于刻板和严肃的印象中等。综上，针对该系列问题，只有开阔我国外交话语翻译研究的眼界，将研究的着力点放在言语的亲民性、共同性、综合性、统一性、完整性上，当学界更关注外交话语的翻译如何能够符合读者的语境、文化和接受能力时，才能系统分析并助力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构建，推动外交话语的研究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2.接受美学视角下我国外交话语翻译中存在的问题
姚斯指出，美学实践应包括文学的生产、文学的流通、文学的接受三个方面。作者通过作品与读者建立起对话关系。当一部作品出现时，期待便应运而生，即读者期待从作品中接受和获得什么。因此，接受美学所衍生的另一重要理论，就是读者的“期待视野”。而我国目前的外交话语翻译中心仍未重点关注读者本身，也未能准确体现翻译文件的亲民性，如何通过译词译句拉近外交与群众的关系，如何让读者解读不同外交辞令字面意义背后的真实涵义，仍是我国外交话语翻译事业需要努力的方面。另外，现有的外交话语研究领域分布严重失衡，亟待加强的外交话语传播研究;部分外交术语的翻译版本不一;外交话语中广泛存在的多义现象和模糊现象等都是我国外交话语翻译领域中仍需解决的问题（胡开宝，李婵：2018）。如果不能加以重视和研究，这些现象就会导致外交话语交际目的与实际效果之间出现落差，人们对于决议的错误理解，甚至会引发冲突。
3.接受美学视角下我国外交话语翻译策略
3.1隐喻表述
中外领导人在外交话语发言中均采用了许多中性词汇，如“distance”，“crossroads”，“pace”，“lions”，“mountains”和“wells”等，并将这些作为隐喻以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中俄深化合作没有止境，中俄关系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译为“Sky is the limit for China-Russia cooperation. There is always room to make the relation ship even better”;“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稳如泰山”则译为“The China-Russi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is as stable as Mount Tai”。众所周知，天空是无边无际的，那么为了表达出“中俄深化合作没有止境”，译者选择“sky”这一意象，意味着只有天空才能成为中俄深化合作的限制，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中俄深化合作是无边无际的。又如中国五岳之一的泰山，在国内外的形象都是稳重的代名词。那么用它来形容“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则更恰当不过。类似的用法在中国传统俗语“轻如鸿毛，重如泰山”中也有所体现。
这些隐喻的应用，既能够帮助读者更恰当、更切身地体会到外交话语的含義，也能够辅助体现不同外交辞令所饱含的外交态度、主张和目的。
3.2 含蓄表述
外交辞令“In such an event， my government would feel bound certainly to reconsider their position”，字面意义为“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有必要慎重地重新考虑其立场”，而真实涵义为“两国关系将变成敌对”;外交辞令“In that event， my government will be obliged to consider their own interests”，字面意义为，“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不得不考虑本身利益”，而真实涵义为“考虑断绝两国外交关系”。在这两个例子中，通过运用含蓄表述“feel bound certainly”和“be obliged to”，字面上看起来“客气”的语气，实际上蕴含并彰显着我国在国际事务中坚定的外交态度和侵犯我国利益后决不让步的外交准则，该方法有利于准确传达我国的外交立场。
3.3 统一版本
“中国梦”有时会被误解错译为“复兴中华帝国梦”、“向全球推行威权主义之梦”，这为读者理解我国外交态度和深化我国外交形象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此外，“一带一路”先后被译为“one belt one road”和“the belt and road”等，然而外媒很少使用中国建议的英译名，而是使用属于自己话语体系的“new silk road”。在外交话语中，不同的时期会出现不同的外交热词，这些术语以及概念出现的频率是极高的，为了避免翻译工作的重复和冗杂，学界应搜集更多关于多个翻译版本的专业外交术语，通过数据化的分析整合，规定一系列的官方翻译版本，从而拟建一个我国外交话语翻译系统的双语术语库，以此来协助外交翻译更完善、更体系化地发展，也有利于读者更广泛地接触和理解外交专业术语。
3.4 根据个例分析和语境判断选择直译或意译
接受美学理论主张美学研究应集中在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反应、阅读过程和读者的审美经验以及接受效果在文学的社会功能中的作用等方面（费丹妮：2017）。而翻译策略一般是指采用意译还是直译，是否可以在原文原意的基础上调整、加工，表明翻译时应该根据文本性质定翻译方向。事实上，理解和把握外交话语翻译的本质和属性十分重要，做到这些能够有效促进外交话语翻译质量的提高。
针对我国外交话语的翻译，学界应该进行个例分析和语境判断来斟酌是否采用意译或者直译。如“amity and good neighborliness”应意译为“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如果根据直译准则，只能将该词干瘪地译为“友好关系和亲善邻里”，该译词针对国际外交舞台不乏缺失了大国发言的风采;“achieving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应意译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如果直译则得到“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两处直译译词对比意译采用的并列四字词语，缺失了外交发言时的中华文化底蕴。“道法自然”中的“道法”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harmony”更中国化的表达方式。而外文文件中的“imposed additional tariffs”应直译为“加征关税”，在官方书面文件中，针对常见的动名短语更多用到的则是直译，若此时利用意译则无法体现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坚定态度和立场。而更多中译英的外交话语也是如此，例如“中美可以有竞争，不必做对手，更需当伙伴”应直译为“Despite elements of competition， China-US ties are defined more by partnership， not rivalry”;“和平必须争取，机遇需要把握”应直译为“Peace must be fought for， opportunity needs to be seized”;“没有赢者通吃，而是谋求互利共赢”应意译为“There is no winner takes all. Every project delivers win-win results”;“不忘初心，方得始終”应意译为“Never forget why you started， and you can accomplish your mission”。
4.接受美学视域下我国外交话语翻译的意义
借力于新媒体的迅速发展，外交话语更方便快捷地进入了民众的生活，中国的外交也不仅仅是出现在新闻报道中的要讯，外交事件与话语实质上关乎着每一个人，而姚斯提出的接受美学理论对于研究我国外交话语翻译具有深远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本文提出的针对我国外交话语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帮助读者更好地解读了国家的外交态度，从而在庞杂的信息中提炼外交话语的重心。其次使读者更好地解读发言内容，借此缩小双方乃至多方文化的理解鸿沟，保证了读者紧跟外交发言的步伐，更好地参加到外交事件中。再者，读者通过接触外交语境内的语言表达方式，感受不同外交文化的语言魅力，借助外交平台融汇各方信息，以此拓展其“期待视野”。各项策略和方法的提出，均以接受美学理论为依靠，以受众群体的接受能力为考量，以协助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为目标，在帮助外交话语的翻译更专业化的同时，遵循外交的严谨性和严肃性，促进外宣翻译的发展，努力达到“积极对外阐述、落实外交为民、强调文化自觉、倡导文化自信”的目标。
通过深入研究分析我国外交话语翻译，不仅可以深化学界对于外交话语翻译的重要性和社会作用的认识，为外交话语翻译工作者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让接受美学理论重新出现在该领域的研究工作中并得到重视与广泛运用，还可以有力推动中国特色外交事业和工作的发展及进程，为我国争取国际话语权，提高国际地位，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提供智力支持。
5.结语
本文较为系统地梳理了接受美学理论下对我国外交话语的现状，针对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可借鉴的策略与方法，解读了对于外交话语翻译事业发展的意义，为译者提供翻译理论指导，认为接受美学理论对于外宣翻译及相关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领域研究将深化学界对外交话语翻译的重要性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并有力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参考文献：
[1]胡开宝，李婵.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翻译与传播研究：内涵、方法与意义[J]. 中国
翻译，2018，39（4）：5-12.
[2]张峻峰.刍议“含蓄”外交话语的翻译[J].外国语文研究，2015，1（06）：29-36.
[3]胡开宝，李婵.国内外外交话语研究：问题与展望[J].外语教学，2018，39（06）：7-12.
[4]胡开宝，田绪军.中国外交话语英译中的中国外交形象研究——一项基于语料库的研究
[J].中国外语，2018，15（06）：79-88.
[5]费丹妮. 浅谈翻译中的接受美学与比较美学[J]. 青年文学家，2017，（20）：29.
[6]张珺莹. 跨文化视角下的外宣翻译对策研究[J]. 经济研究导刊，2015（02）：273-274.
[7]丁燕. 国家形象与外宣翻译规范策略探析[J].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19（03）：104-106.
[8]孟晓. 从接受美学理论看外宣翻译中汉语文化专有项的英译[D]. 江苏：东南大学，2013.
作者简介：
张雨辰曦（1998.08—）;性别：女，籍贯：安徽省合肥市，学历：本科，即将毕业于安徽农业大学;职业：学生;专业：英语。
备注：该文章系安徽农业大学2018年校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XJDC2018335。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