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玮

　　都说蒙恬始创毛笔，是为笔之祖，然而商朝开始，已有毛笔，只能说蒙恬之世，以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属于精制了的毛笔。

　　比较传奇的是鼠须笔。王羲之说，传闻钟繇就用鼠须笔，于是笔有锋芒。《法书要录》则说《兰亭序》是王羲之用鼠须笔写的。究竟鼠须笔是什么？真是用老鼠胡须做的？不知道。须知后世有名的湖笔，为了保证笔尖，即“湖颖”的整齐，大概每只山羊身上，才找得出六钱羊毛，可以当锋颖的。山羊恁大，只得六钱，老鼠才多大？要捉多少老鼠，才凑得齐一根鼠须笔所用的胡须呢？

　　墨这个字，意思简直一望而知：上黑下土。上古制墨，是磨石炭;秦汉之后，用松烟、桐煤来制墨。所以汉朝时，松树多的地方容易出墨。然而单是烧了松木、取了煤灰，写字很容易尘灰飞扬一脸黑，变成卖炭翁的嘴脸。所以呢，需要工艺来精制了。《齐民要术》里，烟末、胶和蛋白要一起合成;到《天工开物》里，就得桐油、清油或猪油来烧了。

　　话说还是苏轼，动手能力强。晚年被贬到海南岛去，闲居无事，恰好有制墨名家潘衡来访。苏轼大为惊喜，二人就钻进小黑屋里，埋头制起墨来，真正是黑科技！烧了松脂，制黑烟灰，搞到乌烟瘴气，家人也不好管。结果到大半夜，房子火起，没伤人命，但也把大家熏得灰头土脸。次日，满屋焦黑里，扫出来几两黑烟灰。苏轼奉为至宝，觉得这就是自己制出来的墨了，只是當地没有好胶，于是苏轼又有新主意：使了牛皮胶，将黑烟灰凝固了，然而凝得太差，最后散成了几十段指头大的墨，真也不堪使用。苏轼豁达，黑着脸仰天大笑。潘衡就此告辞了。

　　妙在潘衡回了杭州，自己制了墨——当然比苏轼那烧了房子的墨高明了萬倍——却打出招牌，说是苏轼秘法制的墨。那时杭州人民怀念给他们建了苏堤的苏轼，纷纷来买，苏轼自己在海南岛，还不知道自己冠名的墨那么畅销呢。

　　纸。宋朝苏易简《纸谱》说：“蜀人以麻，闽人以嫩竹，北人以桑皮，剡溪以藤，海人以苔，浙人以麦面稻秆，吴人以茧，楚人以楮为纸。”总是绕着植物纤维打转儿。蔡伦改良造纸术，用的是树皮、破布、渔网——还是纤维。左太冲写《三都赋》，导致洛阳纸贵，可见公元3世纪时，纸书已经很流行了。到唐朝，中国人已经有闲心在纸里头掺杂各类花色印纹，做出各类信笺来传情达意了。宋朝人把纸推广到了床上：朱元晦拿些纸做的被子，寄给陆游盖，陆游认为纸被和布衾差不多，而且“白于狐腋暖于绵”。

　　砚。苏轼喜欢婺源龙尾山的罗文砚，于是写了篇《万石君罗文传》，都把砚叫成万石君了。至于其他墨海、墨侯、石友等，不一而足。批《红楼梦》那位，还叫脂砚斋呢。文人可以多喜欢砚呢？当年米芾被宋徽宗召去写字，米芾见天子桌上有个好砚，喜欢上了，就着砚磨了墨，写完字，抱着砚台说：“这个砚台经臣濡染过，不能再侍奉陛下了，请让我拿走吧。”宋徽宗也是好脾气，答应了。米芾喜出望外，抱着砚回去，手舞足蹈，宋徽宗只好叹气：“都说米芾是米颠，名不虚传。”

　　好砚需要好石头。张岱说过一个故事：他托朋友秦一生为他找好石头，自己外出了。秦一生得了块好石头，请北方朋友看，北方朋友指了指石头上的白眼说：“黄牙臭口，只配支桌子。”秦一生放弃了，北方朋友趁夜花三十两银子，把这石头买了，制成了一块好砚，上头五小星，一大星，注道：“五星拱月。”张岱自己去看时，燕客捧出砚来：只见那砚赤红色犹如马肝，酥润如玉石，背上隐着白丝形如玛瑙，面上三星坟起如弩眼，着墨无声而墨沉烟起——真是好砚台。可见为了好砚，连朋友都得骗呢。到后来，砚台也不是为了实用了，比如吕留良收藏了二三十方砚，估计也未必都用。这方面，苏轼颇为豁达：黄庭坚打算给他买些新砚台，苏轼说：“我只有两只手，其中一只会写字，要三个砚台干吗呢？”

　　摘自《读书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