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孟丽

　　咪咪，宓宓，这些名字经常出现在余光中的诗文中。她原是同一人，本名范我存，余光中的一位远房表妹。抗战胜利后，17岁的余光中跟随父母回南京，在范我存的一位姨妈家中两人巧遇。此前，范我存常听姨妈提起这位表兄，夸赞他书读得好，中英文俱佳，又有绘画天分。范我存不免多瞄了余光中几眼，不过当时两人都很害羞，没说上几句话。

　　表兄对这位初识的表妹显然很有感觉，因为不久范我存就收到他寄来的一份同仁刊物，里面有余光中翻译拜伦的作品。可笑的是，信封上写的收信人名字竟然是“范咪咪”。小书呆子不知道咪咪只是范我存的小名，甚至没去打听她的真名。

　　范我存此时就读于南京的明德女中，母亲孙静华是新女性的前辈，总是教导女儿要看社论或思想性的文章，不喜欢她接触纯文艺。范我存的父亲范肖岩是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早年留法，受西方影响比较尊重女权。抗战爆发，范肖岩在携妻女逃往内陆的途中染上肺病，一病不起。幸好外婆和舅舅已逃难到乐山，范我存母女就投靠了他们。

　　1949年初，范我存随一位表姐夫飞去台湾。到了台北，范我存才念了两年半书，学校为学生进行健康检查时发现她的肺部有问题。于是，年轻苍白的岁月，就在休学养病中寂寞度过。

　　1950年6月，余光中一家也从香港来台。不久，余范两家就联络上了。

　　一开始，两边家长都不太赞成他们来往。余家顾虑范我存身体不好，范家看余光中这个台大的高才生有点书呆子气，但是两个年轻人很快就从知己发展成情侣。

　　1956年，余光中终于和表妹结婚。结婚之为女人一生的分界线，对于范我存来说，婚前的娇柔羞涩，在婚后不久就磨炼成自信坚强。从1958年到1965年，7年之间，她生下了5胎（其中唯一的男婴出生后3天不幸早夭）。范我存回忆当年，经常是门铃、电话铃齐响，她一手挟着孩子，一边先抢接电话，要对方等一下，再奔下玄关去开大门;要不就是在厨房，把孩子放在推车里，忙着做饭。余家全盛时期，大小共有八口，食量惊人，还得兼顾营养可口。这对范我存是一大考险，但渐渐她也从中学到了讲求实际，而婚前的浪漫幻想也得暂放一边。

　　不过丈夫的文学活动，范我存始终坚持参与。蓝星诗社的成员把余宅当作总部，众诗人经常进出。后来余光中在师大教书，交游更广，家里又经常有学生来往，再加上公公余超英好客成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厦门街余宅，简直人文荟萃。而外表娇柔的范我存，其实内心是极有主张的，从内务大臣到外交部长，全由她一手担纲。“她帮我摒挡出一片天地，让我在后方从容写作，我真的很感谢她！”余光中不止一次这样说。

　　对于爱情，余光中是这样看待的：“人如果太绝情，老是理性地慧剑斩情丝，也未免太乏味了，像是不良的导体;但若是太自作多情，每次发生爱情就闹得天翻地覆，酿成悲剧，又太天真了。爱和美不一样：爱发生于实际生活，美却要靠恰好的距离。水中倒影总比岸上的实景令人着迷。”余光中认为自己是个保守的人，外出吃饭都在固定的餐厅，买东西也认定了原来的商店，缺乏革命性。所以这一生的感情，不可能再有什么大变化了。

　　詩人强调，作品本来就虚虚实实，不必认真考证。他庆幸妻子没有从字里行间去搜索微言大义，这种见怪不怪、大而化之的性格，有利他的创作。“如果妻子对艺术家丈夫把一本账算得太清楚，对艺术绝对是一种障碍，什么都写不出来啦！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她自信的表现。”做夫妻40年了，两人鲜少吵架。余光中脾气虽急，但从不迁怒，而且脾气发过就放下了，心胸非常开阔。“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夫妻相处是靠妥协。婚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是一对一的民主，一加一的自由。”这是余光中的“婚姻之道”。

　　摘自《人生与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