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静遥

　　在纽约这样富豪扎堆的城市，希望子女进入名校，进一步留在上层社会以便获得更多资源和机会，这一系列的准备从幼儿园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从美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来看，从2005年至2016年，美国人均收入和学历成正比，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收入最低，博士学位毕业生的收入最高。如今的美国，就算已经非常富有的家庭，还是会纷纷让孩子拼命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说到教育，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家长一点也不比国内的家长轻松。来自富裕家庭的家长们希望子女通过学习知识获取技能，内化为常识，拓宽眼界，进而形成一种排他性的社会竞争力，留在上层社会以便获得更多资源和机会。和北京上海的年轻父母们一样，美国纽约上东区的家长们也有“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挤破头、使尽浑身解数也要把孩子送进私立精英幼儿园。纽约著名的私立高中如道尔顿、卡尔霍恩和圣三一学校，每年学费高达数万美元，直逼常春藤大学的学费。

　　纽约家长的焦虑还来自于横向的压力：当一个社会越不均衡，教育投资的家庭压力越大。经济学概念“盖茨比曲线”可以对此现象作出一定的解释。这一曲线的横轴是收入的均衡度，纵轴是代际流动性，它揭示出一个重要的现象：收入越不均衡的国家，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受父辈地位的影响，子辈摆脱父辈地位向上流动的机会越低。也因此，在纽约这样富豪扎堆的城市，获取知识的渠道竞争从幼儿园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尤其是纽约曼哈顿上东区的家长们，花重金请教育顾问为他们的孩子量身打造学习路径，策划文书、选校的不在少数，动辄收费数百美元每小时。仿佛孩子的一切都能用金钱和提前规划来解决。

　　也许有人会说，美国梦逐渐在发生变化，小孩成材更多是靠传统的家庭背景或政治关系。无可否认，这些家庭背景的确可以给人带来更多资源，但最关键的还是人要靠自己，学习获取各方面知识，用拼搏进取的心完成各项事业。试想，富人家庭的小孩即便子承父业，继承了巨额财产，但如果不懂得扎实的金融知识，不去實践锻炼，就算家人铺好了路，后辈也很容易在风险投资等淘汰率极高的行当中遭遇滑铁卢，破产出局。或是挥霍无度，晚景萧疏。美国的金融行业，家族信托保单，数额巨大，这都是长辈为了维持后代财富延续的设置，而这也验证了金融知识确实是有用的。富人雇人来管理资金，还是借用了别人的知识。金融行业的成熟和知识专业化的分工也让金融经济类的专业在高校长期成为大热门。

　　美国社会也有些投机取巧的家长，以为知识可以不用学，靠走旁门左道以钱能买学历，下场往往是东窗事发被人控告。例如近日，美国爆出了一则影响空前的教育丑闻，据麻塞诸塞州检方控告指出：教务腐败案，牵涉人员包括地产商、好莱坞演员、实业公司总裁、著名体育教练等数十人。多为家长涉嫌贿赂教练、申请材料造假等手段帮助自己的孩子获得包括耶鲁、斯坦福等名校在内的世界顶尖大学入学名额。其中一些大学体育教练收受贿赂以后，为受贿人的小孩提供虚假证明，以使不会踢球的女孩作为足球运动员被耶鲁大学招入门下;没有赛艇经验的孩子成为校赛艇队队员，而实际上孩子们根本不会这些运动;还有家长贿赂监考人员，以让别人代考，获取更高的分数。

　　诸如此类德不配位的大学申请造假行为，涉案金额高达千万美元。这也算是突出了掌握相关知识、特长的重要价值，因为这些光鲜的考试成绩和特长技能符合名校的选拔制度。只是这些家长太“聪明”，精于算计走了旁门左道，令涉事机构和个人蒙羞。孩子的学习这件事情本身没培养好，父母投机取巧，最终身败名裂，前方迎接的他们的命运是向后倒车，逆向改变命运，把自己小孩原本美好的前程断送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也有少数出身贫寒的孩子最终考入哈佛的励志例子。利兹·穆尔雷出生于纽约州布朗克斯区（纽约市有名的贫民区）的一户贫困家庭。父母均是吸毒者以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16岁时，由于母亲死于艾滋病，父亲搬到了收容所，利兹随即变得无家可归。在参加了纽约曼哈顿的人文预备学院之后，利兹的命运发生了转机。尽管她读高中的时间比大多数学生都要晚，她还是比别人提前修完了高中学业，并以全A的优异成绩获得《纽约时代》杂志提供的奖学金，并于2000年考入哈佛大学，随后成为一名励志演说家。她的例子告诉我们，当你看到你身边那些做事情的人，千万不要认为他们生来就比你优秀，他们和所有人一样，学到东西，并运用到实际中。他们很可能为此非常努力地学习和工作，但他们绝不是天生就比别人出色。不要害怕，只要你愿意努力，努力到你感觉自己已经拼尽全力，用光了所有的能量。老天会眷顾这样的人的。她的故事后来被搬上银幕，名叫《风雨哈佛路》，成为经典励志电影。

　　“知识改变命运”所要求的实质是社会公平竞争，但这世上恐怕没有什么绝对公平的人生。重视知识对命运的塑造固然没错，但如果希望以获取知识、教育公平的薄弱之力来推动社会诸多层面的公平，无异于螳臂当车。纽约出生的小孩在人生赛道上的竞赛就好比龟兔赛跑，但有的兔子不但自己跑得快，还坐上了火车飞机。选手们根本不在同一个赛道上，从结果来看，必然会涉及家庭所能投入的金钱和精力大小，会打量到社会等级和社会发展结构性不均衡的问题。

　　首先是教育机构本身的问题。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匀，以纽约为例，纽约的布朗克斯区（纽约市有名的贫民区）和上东区，教育资源完全不一样，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师资也不尽相同。此外，大量获取知识的教育资源并不是在学校课堂获得，而是学校课程以外的投入。有条件的家庭，放学后纷纷请家教或去私人机构给小孩补课，让小孩学习第二外语。中文在纽约现已成为热门第二外语科目，有中学生已经开始学习“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了;纽约的家长们还会带孩子暑假参加各种国际夏令营，动辄1万美元的费用。还有其他体育运动，如马术、帆船、高尔夫等等。在这些活动中获取的知识和技能会内化为孩子的综合实力、与人沟通协作的能力、公共演说的能力、性格感染力等等。而现实是，许多家庭的孩子并不具有给小孩提供学习这些知识技能的条件。

　　其次，纽约社会合作遵循商业文明。美国是个人情社会，非常重视推荐制度。一个人就算拥有渊博的知识，但是没有德高望重的人提供推荐信，求职进程也往往没有带着推荐信的人顺利。职场的人情世故和有权力等级的企业结构，也会阻碍知识的服务性与实用性，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那么容易逾越的，人情世故往来依然存在。没有话语权的知识，甚至有可能成为命运的阻碍。亚当·斯密最早提出劳动分工制导致了教育的变化和社会分工。在社会企业中与人合作，如果守着知识本身不放而不顾公司的运营实际情况，恐怕会落得个迂腐不知变通的负面评价。

　　知识能不能改变命运？每个人问问题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潜在的答案。最理想的教育是把每个人天赋培养到最大化，使之成材。把获取知识等同于改变命运的唯一道路，未免有些理想化和简单化。纽约的不同学区的教育资源差距尤其凸显了社会从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从一个人出生时起，就落在了不同的起跑线上。否则通往华尔街的地铁上也不会有那么多甘于乞讨的流浪汉了。

　　摘自《世界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