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7年,佛罗伦萨画家菲利皮诺·利比先生接了一个壁画订单,合同上说:“作品中一切人物,须由画家亲自完成。”
您可能会想:这不是废话吗?还真不是。欧洲艺术家都是生意人,是能从鹭鸶腿上劈出4两肉的聪明人。订单太多,为了尽快完成,就让助手帮着画。意大利画家里,坑学徒甚至抢学徒的作品署自己名字的,并不少见。当然也有例外。比如,1488年,一个14岁学徒的爹找到大师吉兰达约家里,理直气壮地跟他要钱。吉大师非但没生气,还老实支付了薪酬。为啥?因为那个学徒才华横溢,名唤米开朗琪罗。
艺术家赚钱确实不易,于是格外精明;雇主也不笨,常与艺术家斗智斗勇。北方画家就惨一点:荷兰那会儿是世俗社会,画家面对的不是意大利的教廷,而是新贵阶级、地主阶层--算起钱来更抠搜。
伦勃朗晚年给阿姆斯特丹市政厅画《克劳狄斯的密谋》,酬劳1000盾。画刚画完就被要求退还1/4的酬劳,因为政府官员嫌画难看。后来市政厅找了个德国画家另补了一幅,就把伦勃朗那幅画退还回去,钱当然是全额索回了。
真不易!相比之下,中国画家呢?阎立本,画过《历代帝王图》,当过宰相,名垂天下,声闻后世。但他遇过这么一件事:唐太宗与一群学士在春苑池划船玩儿,看见好看的鸟儿,就让学士们歌咏,并召阎立本来画画。外头就传召了:“画师阎立本!”阎立本当时的官位是主爵郎中,他一头大汗地跑来,趴在池边调色作画,抬头看看座上宾客,难过极了。回去后,他对儿子说:“你记着,千万别学画画!”
唐宋之际,为宫廷画画的诸位画家,大多有此经历。不为宫廷画画的呢?也有。
八大山人朱耷,出了名的不羁。都说他老人家跟贩夫走卒交往,乐意随手画几笔;达官贵人来求画,反而不允,潇洒得一塌糊涂。然而17世纪末,江宁的黄研旅却托一个中间人给朱耷带了12张宫纸,以及一筆所谓“倾囊中金为润”的钱。一年后,朱耷寄回了《山水册》。
这里的“润”字,别小看——后来画家们报价,都用这个字。
个性潇洒的大画家石涛,给人写信,专门说明润例的问题:十二屏风的画作要24两银子,但十二通景屏风要50两银子。郑板桥公开挂過润例,一幅中尺寸挂轴4两银子——他老人家曾说过,年景好时,一年卖画能入上千两。这显然已经不是闲来画着玩了,得是专职投入,才能有此产量。
但画家大多是读书人,君子不言利嘛。所以一般来说,订购画作,得有个中间人,把那些铜臭味十足的事儿推给他办。许多时候,画作的酬劳甚至不是钱,而是人情或实物。比如,唐伯虎就被请去苏州富商家里同吃同住,画完之后,主人以古董铜器及丝绸相赠——这就是作为一个宾客的姿态,这比单拿钱,要风雅多啦。
最微妙的例子,是清末的缪嘉蕙女士。她的画都被慈禧拿去署名后赏大臣了——没错,她是个“枪手”。但考虑到财富、权势,她大概也是历史上最富贵的“枪手”了。
摘自《课外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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