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元明

　　

　　深秋的北京，红叶染红了西山。

　　一代红学家李希凡静静地躺在八宝山大厅里，室外飘着细雨，人们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赶来。

　　李希凡，一个曾经的“小人物”，走完了他91年的人生路。

　　回想当年，1975年我从南开大学毕业来到人民日报，不久分到文艺部。部里的负责人把我引到一间辦公室，说你就和希凡一间屋吧。希凡站起来和我握手，表示欢迎。嚯，他那大块头，高我一大截。

　　希凡的桌子靠窗，我的桌子近门。只是我的椅子又高又大，还是皮的。估计原本是配给大块头希凡的，他嫌笨重弃之不用。

　　他每天很有规律，早上一来，先是去倒掉茶杯里残水，然后沏上茶，再把桌上的东西简单扒拉一下，接着点上一支烟，翻翻当天的报纸，就开始写作了。他的桌子堆积如山，书、报和稿件“砌”成三面墙，靠坐椅一面留块小地方用于写作。他烟瘾很大，边抽边写，好像不冒烟文思就断了似的，一个大鼓肚的罐子装满烟头，每次把烟头往罐子上一摁就完事。我几次想替他倒掉，但转念一想，兴许他是要展现战绩也未可知。

　　他好似总有写不完的东西。有一次，他不在，我踱到他桌子跟前。哈，不看不知道，一看就想笑，他的字可称“少儿体”，小小的，软绵绵的，与他高大的身材完全不相匹配。不过，一笔一画，不潦草，好认。倘若“字如其人”的话，那就只能从性格上去找了：希凡人厚道，性格也温和，从未见他急赤白眼的。

　　作为大名人，年轻时他与蓝翎因写评《红楼梦》文章受到毛主席的赞扬而一举成名，两个“小人物”也因此调到人民日报。后来“反右”，蓝翎被调离报社，“文革”成了希凡的转折点，“小人物”的光环从此荡然无存，还随时有可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提心吊胆形容那时的他是一点也不过分。“四人帮”粉碎了。文艺部开会，我发言：“我是新来的，报社的情况我不了解，李希凡同志的情况我也不熟悉。不过还记得3年前，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系主任李何林先生专门请李希凡给我们讲了一课，受到同学们的欢迎。我感觉他有学问，厚重多文……”这个“厚重多文”完全是我杜撰的。毛主席引用过刘邦评价功臣周勃“重厚少文”的话，我改了一下，而且还把李何林先生抬出来，李何林是第四届人大代表、鲁迅博物馆馆长，响当当的，目的就是要挺一下李希凡。希凡可能受到触动，他在最后表态时，专门提到“刚才元明同志提到南开之行……”。李希凡没干什么坏事，还做过有益的工作，部里的同志也没太为难他。

　　希凡是搞文艺评论的。副刊恢复杂文栏目，我被分配编杂文，搬到另一间屋去了。除当杂文编辑外，我也抽空写点杂文随笔之类。当出版第一本杂文集时，我请李何林先生写了序;后想参加中国作协，又请希凡当介绍人，他欣然答应，并和蓝翎一起在申请表上签名，写下推荐意见。1985年，那时年轻的中国作协会员是不多的。李何林是我的先生，李希凡是我的“一日之师”，我没齿不忘。

　　不久，当了几年部领导的李希凡，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当常务副院长去。以后常听人说，他在那里干得不错，没有架子，还带研究生、博士生。田钟洛（袁鹰）九十诞辰时，希凡由外孙女陪着来参加聚会。我见他还那样高大，只是寸头白了。他有糖尿病，四十多年前就有的，那时他兜里总装着花生米，饿了就吃几粒，尽量控制饮食。这两年春节，我也打电话给他拜年，并说要去府上拜访，听他声音还是底气很足的。不想这次出门在芜湖，从手机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叹息不已。

　　希凡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他不但研究红学，还研究鲁迅，研究其他文学，出版了几十部著作，主编了《红楼梦大辞典》《中华艺术通史》等。我收到过他多部赠书。

　　摘自《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