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兴

　　面对公与私的问题，如果说亲戚、僚属、身边人是第一道坎，那么第二道坎就是自己。

　　俗话说，人有七情六欲。尘世间，少不得会有冤家、仇敌。一旦冤家路窄，难免都会怀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想法。更何况那些心胸狭窄之人，逮着机会，非睚眦必报不可。不过，历史上那些雄主贤臣，却以其言其行，向后人证实了什么是胸怀与肚量。

　　人主的格局决定事业大小

　　比如曹操之待陈琳。陈琳是“建安七子”之一，才华出众，曾依附于袁紹。官渡之战前，袁绍让陈琳写讨伐曹操的檄文，这就是著名的《为袁绍檄豫州文》。这一历史名篇，在当时也是声威赫赫，可以说袁绍在舆论战上，因陈琳一人而完胜。

　　当时，曹操正在发头风病，病卧在床览读檄文，竟然惊出一身冷汗，把病都吓没了。可见其文之犀利尖刻，句句戳在曹操心上。这篇檄文历数曹操的罪恶，并问候了曹家祖先，所谓“极其丑诋”。可以想见曹操之恨，非同一般。

　　只是袁绍本庸主一枚，光靠舆论战是打不赢战争的。官渡一战，曹操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陈琳只好投降曹操。然而，曹操对陈琳没有痛斥，似乎只有愤愤不平的责问，听来让人忍俊不禁：你以前为袁绍写那个檄文，骂我就行了，为什么要往上攻击到我的父亲、祖父呢？陈琳谢罪说：“矢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爱其才，赦免了他，派他与陈留人阮瑀一同担任主管撰写奏章的记室。

　　被人问候了自己的祖先，其虽有恨，却爱其才而不计之，足见曹操之胸襟。在用人的问题上，如果因为某人与自己有私仇而不用，甚至借机报仇，又岂是干大事的节奏？

　　与曹操相比，唐高祖李渊就要逊色不少。当年，他差点就因为私怨杀了大唐一代名将李靖。据《旧唐书》记载，当时，李靖曾在李渊帐下与突厥作战，却发现李渊在暗中招兵买马，以图天下。此时，李靖忠于隋朝，发现这一动机后，便把自己伪装成囚徒，前往江都（即扬州）准备报告隋炀帝。但到了长安就“道塞不通而止”。

　　李渊攻下长安，便抓住了李靖，想要杀了他。李靖大呼说：“公起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这话问得响当当，以私怨斩壮士，以私仇杀贤能，怎么能成大事、得天下？最后还是李世民替他再三求情，李渊才放了李靖，李世民就把他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

　　到了后来，李靖平定突厥，生擒颉利可汗，建立大唐的一大奇功。此时身为太上皇的李渊感叹道：当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城却不能报仇，现在我的儿子一举剿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倘若当年李渊因私怨而执意杀了李靖，何来这样的奇功？

　　李渊与曹操，差别就在胸襟肚量。李渊把私仇私怨看得较重，曹操则看得云淡风轻。格局不同，结局自会不同。

　　贤臣的胸襟关乎事业成败

　　在面对个人私怨与用人公事问题上，历史上的雄主若此，那些贤臣也不逊色。

　　比如，三国时期的吴国将领陆逊和蒋钦。

　　陆逊堪称东吴的社稷之臣，败关羽、破刘备的，就是此公。当时，陆逊向孙权建议，挑选山贼中的精锐以扩充军队，即“可大部伍，取其精锐”，孙权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他为帐下右部督。正好叛贼首领费栈被曹操策反，煽动山贼作乱，陆逊奉命讨伐，迅速将山贼击败。陆逊却趁机强征当地百姓参军，老弱的也要充当后备军。陆逊在得了数万军兵后，便“宿恶荡除，所过肃清”，胜利返回芜湖。

　　这时，会稽太守淳于式就上表说陆逊“枉取民人，愁扰所在”，这应该不算诬告，毕竟陆逊趁机扩大了征兵范围。陆逊回到芜湖后，却说淳于式是个好官员。孙权就不解了，问陆逊道：淳于式告发你，你却推荐他，为什么呢？陆逊说：淳于式的本意，乃是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所以告发我。如果我再诋毁他，就会扰乱您的视听，此风不可长。孙权听了就很赞叹说，这的确是谨慎敦厚的长者处事的方法，我看其他人很难做到。

　　你在上司面前说我坏话，我也在上司面前说你坏话，很多人的“梁子”就这么结下了。陆逊则有非一般人的见识，结果当然也非一般人所能想到。有的人因此评价说陆逊这样做，其实很精明圆滑，但从做人的角度讲，陆逊很宽厚;从做官的角度看，陆逊也很公道。不挟私恨而蔽贤能，正是贤者之德，又岂是一般论者所能体察？

　　蒋钦是孙权的右护军。当时的芜湖令徐盛，收捕并斩首了蒋钦的一名手下。后来，曹操攻打濡须时，蒋钦和吕蒙统领军务，徐盛就时常怕蒋钦“因事害己”，给自己穿小鞋，但蒋钦却总说他好。孙权就问为什么，蒋钦说了一段话：“臣闻公举不挟私怨，盛（徐盛）忠而勤强，有胆略器用，好万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当助国求才，岂敢挟私恨以蔽贤乎！”于情于理说得极是透彻。

　　“公举不挟私怨”“岂敢挟私恨以蔽贤”，今天听来仍令人感喟。说到底，还是心里把公与私的问题分得很清，始终以公为大、私为小，认为以私废公、公报私仇是大恶。

　　历史上，这样的开明贤臣还有很多。比如萧何与曹参。这两个人，当初做小吏时，还是好朋友。但在后来为相为将，关系反而不好。到了萧何病重时，孝惠帝就来问他的口风：“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萧何却说：“知臣莫如主。”孝惠帝只好问：“曹参何如？”萧何说：“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

　　史书上这简单的几句对白，意味深长。毕竟刘邦临终前，吕后就问过他：“陛下百岁之后，萧相国既死，令谁代之？”刘邦就交代过：“曹参可。”孝惠帝这一问，有尊重萧何的意思，也或有知道萧何与曹参关系不好的成分。而萧何的回答，也很有趣，这里就不详细分析了。但萧何这一句对孝惠帝用曹参的评价，却是很见其胸襟。而在曹参为相之后，同样也不计较于个人恩怨，没有另搞一套、另起炉灶，把萧何的那一套推倒重来，而是“萧规曹随”。

　　想来，那些胸怀天下、谋深虑远的人，往往不会为私人恩怨所蔽。也正因此，他们才能立其功业，成其贤名。相反，只有那些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的人，才把私人恩怨看得很重，当然，也就干不成什么事。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