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南

　　洪迈《容斋随笔》一书说：西汉宰相共45人，而唐朝宰相有300余人。其中能称为一代名相的，除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之外，还有魏征、王珪、褚遂良、狄仁杰等19人。他们的事迹、功业是汉朝的那些宰相不能比拟的。唐朝的良相都是实干家。唐朝为何多实干的宰相？答曰：跟唐太宗反对空谈，崇尚实干有关。

　　据《资治通鉴》，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生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唐太宗讲到了南朝梁武帝君臣的空谈，以及梁武帝第七个儿子梁元帝萧绎的空谈。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唐朝官场一扫空谈之风、浮华之风，崇实、务实精神大为发扬。唐朝的良相正是在这种风气下涌现出来的。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是他们的代表。

　　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长于决断，唐太宗十分赞赏二人的务實精神。

　　唐太宗即位之初，对文武百官论功行赏，房玄龄的功劳排在第一。唐太宗曾要求宰相王珪，当着别的宰相的面，对他们一一加以评论，并且要跟自己作比较。王珪评房玄龄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他说房玄龄为了国家，专心一意，勤勉不懈。王珪有知人之明，他的话是符合事实的。

　　据唐太宗说，房玄龄和杜如晦每天都要亲自听取数百起关于诉讼案件的汇报。唐太宗一方面赞赏二人的务实精神，一方面又要求他们把具体事务交给下属去办，集中精力抓一些大事。

　　房玄龄的一大功绩是领导了機构改革。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说：任命的官员不必多，但要称职。优秀的官员，少一些，也能办好事情；不良的官员，多了也没用。他要求房玄龄等本着“量才授职，务省官员”的原则，制定全国官员编制。房玄龄等拟定了全国文武官员730名（一说640名，一说643名）的编制。唐太宗批准了这个编制，并且说：我以这个编制安置天下贤才，够了。这次机构改革达到了省官和提高效能的目的。

　　房玄龄的另一大功绩是按照唐太宗的要求，参考隋律，主持制定唐律（贞观律）。贞观律跟古代刑法相比，死刑减少一大半，得到广泛好评。《资治通鉴》记载：房玄龄等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跟隋律相比，降死刑为流放九十二条，降流放为徒刑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这是一部有重大意义的法典，影响深远。

　　房玄龄还推荐了杜如晦，称他为“王佐之才”，即辅佐帝王之才。说是治理国家，非杜如晦不可。

　　杜如晦为人机敏，军国事务繁冗，他一一剖明、决断，毫不迟疑，连同时代的一些名人都佩服他。房玄龄每次在唐太宗那里讨论政事，都要说，杜如晦不在这里，此事不能谋划。房玄龄和杜如晦，一个善于谋划，一个长于决断。两人相知甚深，同心协力辅佐唐太宗。

　　杜如晦与房玄龄共掌朝政。中央政府的机构设置及典章制度，都是两人所定，被当代人所称誉。人们谈起良相，必定要说，房、杜是良相。

　　杜如晦掌管文官铨选、封赏、考绩，深知铨选的弊端，有改革之意。据《贞观政要》一书记载，贞观三年（629年），太宗对杜如晦说：近来吏部选拔官吏，只看其言谈、文笔，不了解其德行。数年之后，本性暴露，犯了重罪，虽被惩处，但百姓已受其害。他问杜如晦：如何才能得到善良的人呢？杜如晦回答说：汉朝选官，先由州郡选，要了解被选拔的人在本乡本土的一贯表现，然后推荐到朝廷，所以汉代人才济济。本朝每年集中选拔人才，都有几千人参加。有些人外表忠厚，言谈得体，为人到底如何，难以知悉。选拔官员的方法还是有问题，所以选不到真正的人才。唐太宗准备参照汉朝的做法，对选拔官员的制度进行改革，后来因故没有实行。

　　杜如晦英年早逝，46岁就去世了。唐太宗痛悼不已。有一次吃瓜，吃了一半，想起了杜如晦，马上派人把剩下的半个瓜送到杜如晦灵前祭奠。

　　姚崇机警务实，宋璟革除旧弊，二人推动了唐朝的多项改革。

　　姚崇聪明机警，他是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并且都兼兵部尚书。由下面一件事情可以看出他的务实精神：有关边境军营、哨所、兵马、军械、物资的数字，他这位兵部尚书无不默记于心。

　　唐玄宗在即位次年（713年），召见了时任同州刺史的姚崇，向他咨询天下大事，姚崇滔滔不绝地作了回答。玄宗要任他为相，姚崇提出了条件，他说：我有十条建议，陛下如不能采纳，我就不能当这个宰相。十条中有：改变武则天时代以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的做法，实行仁政；奸邪之人触犯法律，不得网开一面，执法要从皇帝身边的人开始；武则天时，重要位置的官员的任命，取决于宦官，不能让宦官再干预政治。玄宗说，这十条我都能实行。第二天，玄宗就任命姚崇为宰相。

　　当时正值外戚、公主干政之后，纲纪废弛，吏治败坏。唐睿宗末年，宰相多至17人，担任中央各部要职的官员数不胜数，机构臃肿，无法运转。姚崇裁汰冗官，严格选拔官员，量才录用，改变了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的状况，收到了“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的效果。

　　玄宗开元三年（715年），山东爆发大蝗灾，这对姚崇的胆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是一大考验。据王谠《唐语林》及《新唐书·姚崇传》，当时迷信盛行，上至皇帝，下至百官，都认为蝗灾是天灾，捕杀蝗虫违背天意。姚崇敢于向迷信和愚昧宣战。他对玄宗说：《诗经》云，要将螟、螣、蟊、贼等害虫“秉畀炎火”，扔进火中烧死，这是灭蝗之术。古人这样做，陛下也可以这样做。只有用此法灭蝗，才能“安农除害”，这是国家大事。玄宗这才相信，捕杀蝗虫有古书作依据；但对杀灭蝗虫还是信心不足。他问姚崇蝗虫能否杀灭，姚崇说：魏朝山东发生蝗灾，没有捕蝗，以致人相食。后秦发生蝗灾，草木皆尽，牛马没有草吃，只得吃自己身上的毛。蝗灾牵涉到国家的安危，灭蝗纵然不能尽，也比养以遗患好。玄宗同意他的看法。姚崇派出御史到各地督促灭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仍认为蝗灾是天灾，认为要用“积德”的办法灭蝗，对捕蝗有抵触。姚崇一方面跟他说理，一方面警告他：坐视蝗虫吞食禾苗，忍心不救，导致没有收成，你这个刺史怎么说？倪若水害怕了，于是发动捕蝗，捕得14万担。山东连岁蝗灾，由于领导得力，督促指导有方，终于平息蝗害，避免了颗粒无收和大饥荒。

　　姚崇从宰相位置下来之前，向玄宗推荐广州都督宋璟接替自己的工作。宋璟卓有成效的改革有多项。在任广州都督时，当地土著居民多住茅屋，宋璟教人烧瓦，将草房店铺改成瓦屋，即使发生火灾，也不会延烧一大片。广州吏民为宋璟立“遗爱碑”，宋璟上奏玄宗：请皇上下令，从我开始，禁立“遗爱碑”。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从此各地都不敢立“遗爱碑”。

　　唐朝有一项制度，各地每年都要派遣朝集使（汉朝叫上计吏），于十月二十五日赶到京城，向朝廷报告地方政务和财政情况。春节这一天，朝集使所带货物，都放在圆形竹筐里，陈列于殿庭。春天，朝集使返回前，大多升官。宋璟奏请一律退回朝集使所送货物，以革其弊。

　　唐中宗时，韦后及太平、安乐、长宁公主等卖官，杀猪、卖酒的，只要花钱30万，就能得到官职。这种官称为“斜封官”（因韦后及公主们降墨敕，斜封，交中书省授官，故称“斜封官”）。这种歪风至唐睿宗时仍很盛。前后掌管铨选的宰相都被权门所控制，官吏的选拔、任用乱了套。《旧唐书》说，宋璟任宰相、掌管吏部后，与吏部侍郎李乂、卢从愿等“大革前弊，取舍平允，铨综有叙”。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裴光庭任宰相，兼吏部尚书。本来铨选官员的机构，在确定官员或升或降时，只看人能力如何，能力强的，或破格升迁；能力差的，或终老于低级官职。裴光庭一改这种做法，开始按照论资排辈提拔官员。平庸、愚蠢，多年没有升迁的，都喜出望外，欢呼雀跃，把裴光庭当作圣人崇拜。而才俊之士无不怨恨、叹息。史书说，裴光庭之弊法，后人沿袭，不能革除。宋璟反对裴光庭的弊法，但不是他能革除的，习惯势力太强大了。

　　唐朝的良相，不但都是实干家，有些还很清廉，甚至清贫。据《贞观政要》，岑文本住房低矮潮湿，戴胄居室“弊陋”，温彦博、魏征死后，唐太宗才知两家都没有正厅。据《资治通鉴》，姚崇无宅第，寓居罔极寺（后改兴唐寺）。王夫之《读通鉴论》则说：“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

　　摘自《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