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贵颂

　　左宗棠出生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湖南湘阴人，是晚清时期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立的“四大中兴之臣”。

　　左宗棠在家教上也令人称道。左家家风严正，好学精神浓厚，秉承左宗棠“不为科举功名读书而为明理读书”的家训宗旨，自强自立，低调谦虚，子孙后代尽管没有多少人出没于官场仕途，却在更广阔的天地为国家民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由于左宗棠长年在外，公务繁忙，家书便是他教育子女的基本方式。

　　求学切勿为功名

　　左宗棠不赞成子女单纯为了求取功名去读书应考，而强调以耕读为本，他认为读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明理，学以致用。这是左宗棠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出的经验教训。

　　原来，左宗棠自小天资聪颖，智慧过人。从4岁开始，便在家中读私立小学，6岁开始攻读“四书”和“五经”等儒家经典，9岁学作八股文。15岁时他参加县里的考试，名列第一。20岁这年，他到省里参加乡试，考上了举人。这时，摆在左宗棠面前的科举大道似乎一片光明，他自己也是信心满满。

　　然而，此后的6年中，左宗棠3次赴京参加会试，却都榜上无名，这可气坏了心气很高、才华横溢的左宗棠。他从此不再参加科举考试，“绝意仕进”，转而寻找新的报国途径。他刻苦钻研学问，对于农桑、政治、军事、地理、历史无不涉猎，无不精通。

　　机遇都是为有真本事的人准备的。就在左宗棠40岁那年，太平军进攻长沙，眼看省城保不住了，左宗棠经人推荐，进入湖南，在巡抚手下当参谋，出谋划策，最终打败了太平军，深得领导的信任，后来竟然一步步坐到了高官显位。所以他对儿子说：“我以乙科入阁，这在家世中是从来没有的殊荣，在国家中也算是特例，这不是想得到就能得到的，子孙只要耕读为业，务本为怀，我心里就很安慰了。”

　　你是块当官的料，有那个才华，官位早晚会来找你；你不是当官的料，即便一天想到晚，也不一定能得到。

　　“只要读书明理，讲求做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名。”一个政府的高官，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自己的后代，不要追求仕途之道，要以做人、明理为本，只要所学是对国家有用的本事，就是好后人。这种眼光与肚量，实在难能可贵。

　　立志应当切实际

　　立志是历代圣贤家训的重要内容。现在很多家长也经常教导孩子从小要立志、立大志。有的孩子将来想当科学家，有的想当明星，有的想当医生，有的想拿诺贝尔奖。

　　这些好不好呢，无疑是很好的。但这样的立志，往往太抽象只是泛泛而谈，长大成人之后，大多付诸东流，不能兑现。而左宗棠要求子孙立志，却很周详而细致。

　　他让子孙读《小学》（《小学》是一本南宋时期由朱熹和刘清之编撰的书，主要教育孩子从小如何注重言行、立志做人等），十分强调要学会在理解的基础上切实践行。他说：“《小学》一书，是圣贤教人做人的样子。你们读一句，就要知道里面的意思，就要照样去做。古人说：‘事父母，事君上，事兄长，待昆弟、朋友、夫妇之道，以及洒扫、应对、进退、吃饭、穿衣，均有现成的好榜样。口里读着这一句，心里就要想着这一句，看看自己能夠照样做到做不到？如果像古人那样做到了，就是个好人。如果做不到，就不好，就要改，这才是会读书，将来才能成为一个好子弟。”

　　他还要求子孙：“一字求一字下落，一句求一句道理，一事求一事原委。”他认为，读书贵在有恒，不必贪多，要量力而行。他以自己的经历告诫后人，一定要珍惜光阴，人这一辈子适合读书的时间其实很短暂。他说：“人生读书，得力的只有数年。十六岁以前，知识未开，二十五六岁以后，人事渐杂，此数年中放过则无成矣。”意思是，十五六岁之前，还不懂得读书的好处，容易虚度光阴；到了二十五六岁之后，事情就渐渐多了起来，又得求职就业，又得结婚生子，又得攒钱买房……岁月如梭，韶华易老，青春的小鸟一去再不复返。这几年如果不抓紧，荒废了，知识的基础打不牢，這一辈子就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了。

　　左宗棠要求子孙：“勤苦则奢淫之念不禁自无，力学则游惰之念不禁自无，而学业人品乃可与寒素相等矣。”不要有奢侈安逸的念头，而要勤学苦练；不要有游手好闲的念头，而要努力上进，这样一来，学业人品才能与平民子弟一样。所以，他的子孙后代都能够做到自立自强，不以权势混世，而凭真本事吃饭。

　　做人要低调谦逊

　　左宗棠一生清正廉洁。他戎马一生，刚正不阿，克己奉公，虽享受高官厚禄，但死后没有任何家产。他为官三十余载，历任巡抚、总督和钦差大臣等要职，手握重权，要想发财简直易如反掌。然而左宗棠一生没有贪污一个铜板，也没有收受一个铜板。就连慈禧太后都为他打保票，专门下达口谕：大清国三十年不准参奏左宗棠！

　　那么，左宗棠挣的钱去了哪里呢？都救济国家和急需之人了。

　　同治八年（1869年），湖南大灾，左宗棠捐银一万两；光绪三年（1877年），西北大旱，左宗棠捐银一万三千两；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因经费吃紧，他将六万两俸禄倾囊而出，用于公用；兰州的黄河铁桥，已经通行一百余年，但鲜为人知的是，建这座大桥花费的三十八万两银子，是来自左宗棠的个人积蓄。他的部下刘典病死军中，左宗棠痛悼不已，从自己的廉俸中拿出六千两银子，为其治丧并安顿其家人。相反，他给家里的钱却很少，仅能维持日常开支。

　　左宗棠告诫儿子们：“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国家发给我的钱，不是为了自己家里富裕。有了多余的钱，都随手花出去了。你们这些子孙不要有什么盼望，趁早自己想办法。在“千里做官只为财”的专制社会，左宗棠竟然没有受到丝毫腐蚀。反观当今，有多少父母，家境本已十分优裕，子女已有良宅美差，舒适而且幸福，可他们还是觉得不满足，还要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为子女集钱财，收受贿赂，最后东窗事发，沦为阶下囚。哪里有左宗棠的远见卓识！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

　　左宗棠的表率作用，对子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清末乱世，左家出了不少治国能臣，后代更是教授、良医和科学家等人才辈出。他的精神财富与清白家风，至今一直润泽着左氏家族和他的故乡。

　　摘自《祝你幸福·最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