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队长是炸弹“科班”出身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成功。武昌文华学堂女学生曹道新向国民军第二标管带要求参军,得到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的准许——“仰该女生自募女生一队,斯时可谓战事之后援”。组建女子军队的消息不胫而走,几乎一夜之間,女子革命军、女子尚武会、女子暗杀团、女子先锋队、女子敢死队等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兴起。其中广东的女子北伐队竟跟随援鄂大军“北伐”到了南京,随后又赴徐州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宿固”之役,名噪一时。
1911年12月,广东军政府发布征兵告示,组建“广东北伐军”,邹鲁、高剑父等人发起组织“广东女子北伐队”(又称广东女子炸弹队、女子敢死队)。消息传来,徐慕兰、宋铭黄、黄扶庸、赵连城、余琼玉、许剑魂等兴奋地报名加入,共招募了三四十人,其中1/3以上是来自香港实践女校的教员或学生,这所女校是同盟会在香港的主要机关之一。
徐慕兰、宋铭黄年长,被推举为队长。徐慕兰是当时“同盟会徐氏三姐妹”之一,长时间以富家太太身份作掩饰投入革命活动。黄花岗起义前夕,她同儿子李应生、李沛基负责起义的准备工作,秘密传达信息和购买、运输炸药,李沛基更曾成功炸毙清廷广东将军凤山。宋铭黄则利用在女子缝纫学校担任教习作掩饰,与学生们秘密印发传单及运送军火,她还乔装出嫁的新娘,来往穗港之间,偷偷将军火运进城。她和“支那暗杀团”的副团长高剑父一起研习炸弹制造,参与了黄花岗起义。
队伍中也有不少来自封建家庭,如学员黄扶庸出生于官吏家庭,为了反抗逼婚,参加了同盟会;梁国体为逃避父母安排的“盲婚”离家出走,来到实践女校读书并加入了同盟会;此外西环金铺老板宠妾郭玉生、陈李济药商寡妇麦兴华等,都参加了实践女校的革命活动。
“花木兰”身挂炸弹威风凛凛
“女子北伐队”初期驻于广东省城河南(今海珠区)同德里,宋铭黄等人变卖财产筹集开销,后广东都督胡汉民拨了一笔6000元的款项予以资助,解决了经费问题。女队员们统一穿白衣裤或湖绿衣裤,每天到广州东校场先练习兵操、队列,然后开始训练刺杀、骑术、射击和投掷炸弹等项目,周围的群众誉为“今之木兰从军”。有意思的是,由于一些女队员出身富贵之家,据《香港华字日报》载,有时也可看到“女子队员练习打靶时有多名随佣仆人跟从”的奇特景象。
广东北伐军向南京开进时,仓促训练完毕的“女子北伐队”分两批随军前行,邹醒民、陈振权、陈惠权、黎兴汉、赖军华五位女战士首先出发;不久,徐慕兰、宋铭黄、邓慕芬、黄扶庸、许剑魂等20余位女队员亦随军赶到前线。
女队员个个身着戎装,肩上、腰上佩戴长枪短枪,两位炸弹“科班”出身的女队长不知从哪弄到炸弹,每位女队员身上挂着几颗炸弹(当年炸弹还算是稀罕的玩意),威风凛凛,一路上吸引了不少民众前来围观。各地的革命政府对这支特殊的女子队伍也是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要服装给服装。2月,广东北伐军司令姚雨平率军在宿州车站与清军激战,女队员们奔赴前线,其中邹醒民一马当先,“始终在第一战线上,猛勇无比,敌败,同大队追至四十余里,皆在前队”。
女子从军一时风头无两,军队中甚至出现了选举女子作为领袖的提议。1912年2月,广东协字营标统余玉亭因公身故,其部下以“林三妹在高州协夫成功,平时最得军心”为由,推选余妻林三妹继任,这个提议得到了所部三营内八九百人的赞同,但也有六七百人反对,两队人马互有龃龉,终于酿成大规模械斗,以至于军政府及各军队均派大队到场弹压。
由于女子军队声名鹊起,社会上也有一些人乘机浑水摸鱼,他们假借招民军女子队为名,煽惑15-30岁的年轻妇女,贩往外洋为娼,广东都督府为此特意发出警告,报刊也提醒市民“妇女从军须要仔细”。
昙花一现,女同盟会员自沉鼎湖山
正当“女子北伐队员”准备大干一场时,1912年4月“南北议和”,清廷退位。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下令解散南方武装,前后只存在了不到5个月的女子北伐队也自动解散。一些女队员感叹:出发时抱着“马革裹尸”的决心,可到了前线发现竟是“春郊试马”的闲适。队员黄扶庸从南京回到广州后,曾在信中感叹“此行北上,一事无成”,许剑魂也称:“自出发以来,到徐州山东交界,便知和议告成,此行竟成虚负。”
此后,徐慕兰等投身于妇女反封建压迫的教育工作,宋铭黄与高剑父、许剑魂与邹鲁走到了一起。但绝大多数的女子北伐队队员回来后,生活地位没有什么改变。
“二次革命”失败后,大批同盟会会员遭到捕杀,许多人避祸离开广州。其中两位女队员、也是同盟会会员的黄扶庸和邓慕芬一起逃至香港,感怀身世,彷徨苦闷。黄扶庸曾写信给好友赵连城叹道:“家庭专制,无可革命,只可远离,以避其锋!”1914年12月,二人在肇庆鼎湖山上沉于飞水潭,引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震动。
尽管如此惨淡收场,广东女子北伐队的出现仍然意义重大,它不但从某一侧面诠释了当时中国社会和政治状况,同时也记录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坎坷和艰辛。
摘自《恋爱婚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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