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出没有前奏也没有尾奏的戏，来得是时候而结束得也干净利落，就如腾飞的书法，龙蛇而走却无半点滞墨。关于沉默于史书中的这一倾城才女蔡文姬的戏久已有之，经文豪郭老一笔更是让《蔡文姬》声名大噪，要想在这基础上再有突破确是困难，然而这一出《建安轶事》却显然是很为成功的，情节结构上紧凑流畅，丝丝入扣，打动人心。虽然时长逾两小时，但仍能使座无虚席，可见其诱力之大，人们不只为角儿欢呼，更重要的是为戏本身而鼓掌，为在国与家的博奕旋涡之中挣扎、追求的命运喝彩。
开场便是一个结果——曹操将文姬赎回故土，同样也是一个起因——文姬悲喜后半生。这里曹操改换了花脸的形象，却显现的是志得意满的态势，一边充满着权力与霸气，他就是万家的主宰;一边却是徬徨与愁绪，她却是一国的臣民。虽然曹对她有再生之恩，然而这再生却同样不会由自己作主，是从一个牢笼换到了另一个牢笼，只是喂养的方式不同，所以内心的感觉自然也不同，最后的结果也就会趋于和谐与幸福，这幸福一方面是自我的感受，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观众的感受。这一开场便引出了将主导整剧发展的内因，它所隐现国与家的矛盾为该戏注入了活力，能够让它返过生命来，在失落之后能够有所依靠与追求，同时也能够让人陷入绝望，制造整个剧情的跌宕起伏。
通常都是大历史小戏剧，同样也是小戏剧大历史，它是一部失落于建安的传记，一个关于落没于战乱的悲情的命运，纵有再多的欢喜因素的修饰，也始终于法掩盖那种宿命里所透出的无奈与悲哀，最终是喜是忧，都是无法言尽的。对于蔡文姬来说，年已过三十，可谓青春渐逝，花颜趋颓，一嫁死别，二嫁生离，在开场的“一声回家泪难禁”一句中就表现出来了，她是一个社会的浮萍，是一粒战火的烟灰，“家”这样一个简单的汉字却如千斤重担压在它惶惑的神经之上，时而撩拨精神的痛处，让人癫狂，让人哀伤。
人们可能经常抱怨着此时的不好，但是当自己真正要离开此时感情却非常复杂。文姬一开始便寻到了国，然而对于她在匈奴生活十二年，其中辛酸早有历史为证，但当自己能够回到久别的故国时却是千头万绪总也无法理清，也正是执鞭踌躇那种复杂的情愫深深地吸引并影响着观众，跟她一起去抉择，一起辛酸，一起去努力摆脱味同嚼蜡的生活而寻找新的希望。但希望在哪里，她只有凭借着哀怨、凄凉的琴声来传达出内心的失望与苦楚，因为她失了国却已有二夫，也有两子，而此时有了国却失了家，这仿似一场家与国的博弈，而曹氏夫妇此时也开始来帮助解决这一内心深处的矛盾，在权力与威信的作用之下将蔡文姬嫁给了董祀，两者年龄相差较大，只能以姐弟邻居，看似幸福已经开始生根发芽，看似文姬的命运从此真正步入了温馨的国与家，但却始终是缘浅，董祀犯令判斩，其罪难容，刚感受到几天幸福的悲苦女人再次陷入国与家斗争的旋涡之中，似乎命运永远被分别钉在了这两个齿轮之上，经过大大的一圈才有幸相遇一次，但这短短的一次相遇却是自己碾压着自己，是一种被撕裂的痛楚，她就像在密密麻麻的火坑里跳跃，从一个坑里跳了出来，看似逃离了死亡却不得不继续落入另一个，一个弱女子无言承受着这个永恒的斗争，仿佛注定一开始就在建安的历史上有一个祭台，上面明白地书写着她的名字，自己被摆上去只是时间的问题。最有意义的就只能是文姬抓住了這些在她身上还存在的时间，为“家”而去与“国”博弈，不是简单的屈服，是为了新生而甘于牺牲的努力，在情与理、哭与诉、据与争的作用下，最终取得了较为完美的结果，达到了家、国和谐的地步。
左贤王的出现已是时过境迁，他与董祀是一个强烈的对比，由于国度的不同，各方面是有差异的，在这里最重要的当然是对于情感，对于家的态度上的差异，两者很难达到认同。在或许迫于强权的压力但根本来说还是女人只被当作交换的物品或工具的匈奴“国”那里，“家”是完全要为它而牺牲的，看似有夫妇有孩子，表面是一个十分完美的“家”，但事实上，女人仅仅是作为繁育后代的工具而已，这里的矛盾不仅是匈奴自己的家与国，同时也有华夏文化与匈奴文化的巨大差异，人们两者在家与国的博弈中认同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文姬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纵然再生活多久，她也始终难以在大汉文化的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国的认同，首先是要回到那种国的和谐，而在这里就算再痛苦，再被迫，也还是有希望得到幸福的，所以纵使董祀被判重刑，文姬也还是满怀希望地去求情，去挽救属于自己内心深处的“家”。在这具有同一文化背景的国度里，才有可能减少国与家的矛盾，最终有可能趋同，达到和谐美满的结果。
这是一场饕餮盛宴，是华丽与悲情交织，悬念与欢喜融汇的大戏，我满怀复杂地追寻它的完美，就像文姬满心愁绪地追寻着国与家。在最后的大结局里，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达成了空间一致，这种多方博弈的趋同对人是满足，对戏是成功。
作者简介：
陶鹏（1989- ），男，汉族，籍贯：湖北利川人，长沙市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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