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我还见过高莽先生;10月,高莽先生就离开了我们。真的是世事茫茫难自料。
我和他居住地只有一街之隔,只是怕打扰他,并不多见。不过,每一次相见,都会相谈甚欢,对于晚辈,他总是那样谦和。记得第一次到他家拜访,我请教他树的画法,因为我看他画的树和别人画法不一样,不见树叶,都是线条随意飞舞,却给人枝叶参天迎风摇曳的感觉,很想学习。他找来一张纸亲自教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有真正的画家教画画。
他喜欢画画,好几次,他对我说,现在我最喜欢画画。在作家、翻译家和画家三种身份里,我觉得他更在意做一名画家。在他的眼里,处处生春,画的素材无所不在,甚至开会时候,坐在他前排人的脑袋都可以入画。晚年足不出户,我发现他喜欢画别人的肖像画,也喜欢画自画像,数量之多,大概和梵高有一拼。有一幅自画像,我特别喜欢,居然是女儿为他理发后,他从地上拾起自己的头发,粘贴而成。这实在是奇思妙想,是梵高也画不出的自画像。那天,他拿出这幅镶嵌在镜框里的自画像,我看见头发上有很多白点儿,很像斑斑白发,便问是用白颜色点上去的吗?他很有些得意地告诉我,把头发贴在纸上,看见有很多头皮屑,用水洗了一遍,就出现了这样的效果。他说:“我喜欢弄点儿新玩意儿!”俏皮的劲头儿,童心未泯。
有一次,他让我在一幅自画像上题字,我担心自己的字破坏了画面,有些犹豫,他鼓励我随便写。以往文人之间常是这样以文会友,书画诗文传递着彼此的感情与思想。尊酒每招邻父共,图书时与小儿评。
记得那次,我在他的自画像上写了句:岂知鹤发老年叟,犹写蝇头细字书。这是放翁的一句诗,我改了两个字,一个是衰,我觉得他还远不到衰年之时;一个是讀字,因为晚年他不仅坚持读,更坚持写。
《阿赫玛托娃诗文抄》是他写作的最后一本书,于他意义非同寻常。他不止一次说过:我翻译阿赫玛托娃,是为了向她道歉,为自己赎罪,我亏欠她的太多。1976年,他在北京图书馆里看到俄文版阿赫玛托娃的诗集,内心极大震撼。自己以前没有看过她的一句诗,却也跟着批判她的人,他的良心受到极大的自我谴责。从那时候起,他开始翻译阿赫玛托娃的诗,就是想在有生之年完成对她的道歉,为自己赎罪。
我们中国文人,自以为是的多,文过饰非的多,明哲保身的多,闲云野鹤的多,能够长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他人道歉、为自己忏悔的,并不多见。这一点,高莽先生最让我敬重。他让我看到谦和平易性格的另外一面,即他的良知,他的自我解剖,他的赤子之心。淹留岁月之中,清扫往日与内心的尘埃,并不是每一位文人都能够做到的。
6月,我们见他的时候,已知他病重在身,但他精神还不错,我们聊得很开心。聊得最多的还是绘画和文学。这是他的爱好,更是他的事业。只要有这两件事陪伴,立刻宠辱皆忘,月白风清。那天,他还让他的女儿晓岚拿来笔纸,为我画了一幅肖像画。晓岚说:这是这大半年来他第一次动笔画画!
他画我的时候,雪村也画他。不一会儿,两幅画都画得了,相互一看,相视一笑。他的笑容,定格在那天上午的阳光中,那样灿烂,又显得那样沧桑。想起一年前,我们一起为他过90岁生日,虽是深秋季节,他的笑声比这时候要爽朗许多。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有一种“病叶多先坠,寒花只暂香”的隐忧和哀伤。
那天,我比照着也画了一幅送给他。他很高兴,将他画我的那幅肖像画送给我。在这幅画上,可以看到他笔力不减,线条依然流畅,也可以看到从青春一路走来的笔迹心迹和足迹。这是他为我画的最后一幅肖像画,也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幅画。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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