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

　　一九八三年秋天，西安的雨特别多，哪里也不能去得，古老而完整的围城里，日子过得闷闷的。到了十月，天津搞散文评选，获奖通知里有我的名字；妻很高兴，说：“你不是老念叨那里吗？这下逢机会了，公私兼顾，你可以去见见孙犁了。”我说：“是的。”脸子就涨得红红的，几天里慌得捉不住事做。出门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却胆怯起来。我形象委琐，口舌木讷，平日很少往大城市去，更绝无拜见过什么名人，听说天津街道曲折，人又欺外，会不会在那里迷失方向，遭人奚落呢？再说去见孙犁，又怎么个言语呢？妻骂了我一顿窝囊，自个就收拾起我的行李，带了家乡的葡萄酒，木耳，核桃。东西已装好了，我取了出来，说送这些东西，虽是家乡山货，但都是口吃之物，未免有些那个，我怎么好意思在人家面前掏呢？妻便又说：“那就把玉石枕头带上吧。”这是一件长长的玉石凿成的物件，冬枕不凉，夏枕消暑，能治头痛眼热；她的父母早些年里给儿女分家，物意留给她的一件作纪念。我就笑了：“这成什么体统呀，你视它是传家的宝贝，可于别人那就是一块冷石头了，何况那是乡下人用的东西，大城市里哪会用上？”妻是刚从乡下搬进城来不久，什么都以乡下人走亲戚待客的规矩准备。她就为难了，说：“你们这些文人，这也庸俗了，那也逊眼了，人家老老的人，你莫非空手去吗？”我蓦地记起在一张孙犁的照片上，看见过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骆驼的画，就说：“带一件唐三彩的骆驼吧，唐三彩有咱秦地的特点，骆驼又是老人喜爱的形象，岂不更有意思吗？”妻便依了我，小心翼翼将书架上珍藏的一匹瓷质的骆驼取下来，用绸子手帕擦了灰尘，一边包裹，一边说：“这使得吗，这使得吗？”

　　十月二日，妻按乡下的风俗，包了饺子给我吃了，亲自送到车站，帮我拉了衣襟，叮咛勤勤注意把衣领整好。上车了，还说：“包儿不要放在行李架上，要抱在怀里。”我当然就抱了包儿，后来实在不方便，才爬上最顶的卧铺，用毛毯紧紧围在铺角。过上几个小时，就爬上去看看。谁也不知道那包儿装了什么，我一直留神着周围人的神色，会不会发生被盗的危险呢？夜里去睡，包儿放在枕边，地方小，不能仰躺，就侧着，恍恍惚惚的，但终没有掉下来。到了北京，乘客都争先往车下涌，我却不敢妄动，最后一个下的车。车站上人很多，通道全挤满了，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了人多的可恼，又都慌慌张张，像要去武斗似的。我慢慢往前走，别人可以碰我，我却不敢碰别人。包儿挎在肩上，一只手又过去抱住，生怕包带儿突然会断了。吩咐同行的三个同伴分别在我前后：“若有人要碰我，你们要保护呀！”出了车站，我仍疑惑不定，问道：“是不是有人碰着我了？”他们就嗤嗤谑笑。我说：“我怎么有一种破碎感？”他们更笑骂我是书呆子气，又故意逗我，提出一些满足他们的条件，说：“要不，我们就不保护你了！”我只好百依百顺。

　　本来从北京到天津，两个小时的火车就到。但出站，买票，候车，却花了整整四个小时，下午五点五十八分，我们才坐上去天津的列车。乘客不多，包儿就坐了一个位，被我用手搂着。天黑下来，大家都疲困了，坐着打盹，我不能睡去，竭力从窗玻璃上往外看。外边的世界是黑颜色，玻璃上映出好多乘客的脸面，当然最清楚的是我的眉眼了：头发乱乱的，腮帮子显得更瘪。心想：我真是要去天津了吗？两年前，当我发表了一篇小小的散文，孙犁偶尔看到了，写了一篇读后感的文章。对于他的人品和文品，我很早就惊服得五体投地，我一个才练习写作的小青年的一篇幼幼稚稚的散文，倒得到他的笔墨指点，这使我很激动，也鼓起了我写散文的勇气。于是，我给他去了一信。万没想到，就在他收到我信的三个小时后，他便给我回了一信，谈了许多指点我写散文的见解。从此，我们就通起信来，他的每一次来信，都十分认真，有鼓励，有批评，直来直去，甚至在大年三十的中午，为我用毛笔书写了梁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里关于作文语言变化运用的条幅。但我又不敢多给他去信，怕打搅一个七十岁高龄的老人的生活。一些朋友都劝我去天津看看他，我也时时作着去天津的念头。但正式要去了三次，三次也没有成功。一次已经买了车票，却因为突然有个紧急会议没有去成。一次到北京开会，和妻说好顺路去天津，但在北京车站徘徊了许久，又作罢了。我知道自己的劣性儿，害怕见人，害怕应酬，情绪儿又多变化，曾经三次登华山，三次走到华山脚下，却又返回了。一回到家里，就十分后悔，自恨没出息。想：三去华山而不登，华山会长存，三次去见孙犁却不能，老人已经七十，难道还能再活七十吗？现在身下的车是实实在在往天津开了，一个呆头呆脑的矮个子怎么行走在繁华的天津大街上，一个憋脚憋手的学子怎么坐在一位文学大家的面前呢？我的胆怯儿又出现了，我赶忙闭上眼睛，心里说：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不要想了。

　　夜里八点多，到了天津，我们给散文评委会打了个电话，我估计电话打通到车来还需一段时间，就放下包儿，一个人去找厕所，又一个人去买烟，才悠悠抽着，同伴就大声喊我，原来接车就在近处，在我去厕所时他们已接上头了。我忙跑过去，人都上了车，我一钻进去，车就开动了。我悄悄问同伴：“我的包儿呢？”回答：“都装在车上了。”“没轻放吗？”“还用你说？”街道在白天或许平平坦坦，夜里灯光一打，路面却坑坑洼洼起来，车时不时颠一下。每颠，我就心一紧：会不会颠坏骆驼？想把包儿抱在怀里，但行李全放在车后尾仓，要取是不可能了。我心里就叽咕了：“不会损坏吗？”“哪儿就能损坏了？”“天津街道这么不平？”心里总不踏实，只恨离驻地太远了，到了招待所，车停了，迎接的同志指着面前的楼房说：就住在二层上。我看见二层楼上灯光亮着，窗口有人在叫着欢迎的话，我多么高兴啊！这时候，迎接的人去打开尾仓取行李，仓一打开，突然掉下一个包儿来，“咚”地一声，我一下子惊慌起来：这是谁的包儿，不敢是我的包儿吧？包儿掉下来，在空中是翻了个个儿，依然底部着地的，那是一个崭新的不大不小的外边有一个小兜的皮包，我“嗡”地脑袋就大了。一把将它拎起来，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了。同伴们也都发觉了，都闭了气儿，看我的脸色，问：“怎么会是你的？”我还是说不出话来。“不要紧吧？”我说：“不要说，不要说了！”言语里有了几分恼怒。再也顾不得与一些人寒喧，提着包儿就上了楼，就进了安排好的房间。一边自言自语：不会打碎吧？怎么会打碎呢？但却不去打开包儿看看，反点上一支烟，千声万声在心里祝福：它是不会碎的，它掉下来的时候是底儿朝下的，哪儿会碎了！足足过了两个小时，我又走出房间，故意和一些同志打招呼，说，笑。然后再走回来，将门插了，慢慢将包儿打开，心中充满了战战兢兢又迷迷糊糊的神秘色彩。啊！果然沒事，骆驼依然在包儿里站着，高昂的头颅，下垂的脖子，我太兴奋了！再用手往下摸去，突然触到了什么东西，硬硬的，慢慢取出来，竟是一条断了的腿的瓷棍儿。我站在那里，眼睛一下子直了。

　　骆驼一共破碎了四条腿，三条是硬伤儿，一条的脚上碎裂成几十个粒颗儿。我没有了勇气把它送给孙犁了。第二天，到了孙犁家，老人正站在门口的花台子上，大个，暖洋洋的太阳照着全身，眼睛眯着，似乎有一种黑和蓝的颜色。经人介绍他迟疑了一下，就叫着我的名字，同时拉我进了屋子，连声说：“我才给你写好了信啊！”桌头上果然放着一封写给我的信。这封没有邮票，不加邮戳的信手接手地邮到了。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显得很快活，倒水，取烟，又拿苹果；问了这样，又问了那样，从生活，到写作，一直谈到读书，他打开了他的书柜让我看他的藏书，又拿了藏书目录让我翻阅。吃罢午饭，当我红着脸讲了骆驼破碎的过程，他仰头哈哈大笑，说：“可以胶的，可以胶的！文物嘛，有点破损才更好啊！”两天后，我将胶粘好的骆驼放在他的书案，他反复放好，远近看着，说：“这不是又站起来了吗！”便以骆驼为话题，又讲了好多为人为文的事。他是慈祥而又严厉的人，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又是一个上午过去，又在那里吃饭，又是戴了帽子，拄了拐杖送我到院门口，又是叮咛我多来信。

　　这天夜里，我给家中的妻写了信，信中对于骆驼的事自我责骂了一通，写道：“你也不要再怨我，其实世上的事本来就没有十全十美的，愈是不十全十美才愈有了诗意吧；越是珍贵的东西，越是容易破碎，越是容易破碎的东西，也越是珍贵的吧。我留给孙犁的是一匹破损的瓷的骆驼的遗憾，孙犁留给我的是人品文品的永久启示的满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