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无事，拿手机拍了鲁迅给许广平信的一则信中的八卦，发在微信上，许多朋友觉得冰心真是一片冰心在玉壶了。
有一位朋友说，仔细看看，鲁迅对朱安是怎么“渣”的？
这问题让我惊了一下，虽说渣男这个称呼，时常见把它用在志摩，适之，沫若，等等，从前的名流身上，不过，鲁迅先生跟这个忽然联在一起，有点新鲜。
鲁迅和朱安的婚姻悲剧想来许多人都知晓，自然，他和许广平的爱情也常为人乐道。
我在《电报上的小团圆》里说：
鲁迅那时在日本，二十六岁了，朱安比他长两岁，已是大龄青年，母亲不时写信让他回国成婚，未回，直到收到一封电报，就四个字：母病速回。他只得回来（1906年夏），家里已经张灯结彩了，他也就明白要他回来做新郎，他没有后退的余地了。朱安叔叔文章里说：“鲁迅头戴拿破仑式的帽子，帽子拖出一条假辫子，身穿袍套，外面罩着纱套，脚蹬靴子。朱安完全古装打扮，上穿红纱单衫，下着黑绸裙。在周家新台门的神堂鲁迅和朱安拜堂毕，即被等拥进楼上的新房。”
据说，婚后第二天清晨，他的脸上有靛蓝的印儿，许是哭泣的缘故，他在母亲房里磨蹭，后来干脆睡在书房里。婚后没几天，带着周作人去日本了。
生活是一幕大戏，悲欢离合似乎早已打下伏笔，而电报只不过是个道具……
鲁迅再回国之后，曾在祖屋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卖了祖屋，带着家眷北上，在八道湾买了宅子，荆有麟所著《鲁迅回忆片段》说：“一九一九年，先生三十九岁时，因在北平买了西直门公用库八道湾的房屋，始将家眷接京。但在北平所表现的，却完全是分居，夫妻各住一间房，因家庭人口多（当时先生之二弟三弟皆住在一块），先生算比较活跃些。”
直到和周作人失和，带着朱安去砖塔胡同，后又迁到西三条胡同新屋。
荆文里又说：“鲁迅常年四季，除例话外，又不大与太太谈天。据他家老妈讲：‘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着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再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
三年之后，鲁迅南下到厦门，后又回到广州，和许广平同居，再回到上海，直到去世，凡十年。其中两次回到北平，因为母亲的病。
头一回京探母给许广平的信里说：某太太对母亲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带了一个孩子回家，自己因此很气岔。
第二次寫信说：明年春天来玩个把月吧，某太太于我们颇示好感。
这两封信，一封是1929年写的，一封是1932年写的。时间过去了三年，朱安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不改变又能怎样呢？
鲁迅供养着她和母亲，到他去世，许广平被捕邮路不畅等等原因，这个供养断了，靠周作人周济，后来实在过不下去了，登报要卖鲁迅的藏书，引起关注，好多人劝止，其中就有鲁迅故友内山完造，她请人回内山信里写：
“我侍候婆婆三十八年，送老归山，我今年也已经六十六岁了，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饭饱，一点不敢有其他的奢望，就是到了日暮途穷的现在，我也仍旧知道名誉和信用是很可宝贵的，无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压迫，比信用名誉更要严重，迫不得已，才急其所急，卖书还债，维持生命，倘有一筹可展，自然是求之不得，又何苦出这种下策呢！”
生活问题到底得到了解决，唐驶回忆说：过一会，却冲着宋紫佩说：你们总说鲁迅的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1947年6月29日，朱安去世。
去世前一天，有记者来访她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成为绝响。
鲁迅遗文里说，一个也不宽恕。朱安却说，我应该原谅他。
回到那位朋友的问题，鲁迅对朱安是不是“渣”？
就像有个读者问我张爱玲是不是怨妇一样，各自心里有答案，也用不着回答。
好多人说，这是旧礼教的悲剧，固然是，可在朱安眼里，是她的悲剧，在鲁迅心里，也是他的悲剧。单说旧礼教，好像也勉强。
只是，这一场冷冰冰的婚姻关系，放在圣人鲁迅家里，那么不可思议，但就那样过了一辈子。
明代有个年轻美人叫冯小青，据说给人当妾，被主妇所恨，幽在西湖。死前有诗：稽首慈云大士前，不升净土不升天，愿为一滴杨枝水，洒到人间并蒂莲。
引这首诗，叹息一声朱安，这是我的一厢情愿。
摘自作者微信公从号“南在南方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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