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求学问不是求文凭
梁启超有九个子女,在他的教育、引导下,个个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甚至还产生了“一门三院士”的佳话。这“三院士”是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另外,四儿子梁思达是经济学家,次女梁思庄是图书馆学家,三女儿梁思懿是社会活动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的爱,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求学,在为人处世,甚至理财、时政等诸多方面,皆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展开。阅读《梁启超家书》,就会了解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教育子女的表现堪称典范。
寫信时,梁启超毫不掩饰自己的爱。1927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你们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你们无论功课若何忙迫,最少隔个把月总要来一封信,便几个字报报平安也好。”
在求学这一方面,梁启超根本不看重文凭,而是强调打好基础,掌握好“火候”。他对梁思庄说:“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并教孩子们求学问、做学问的方法——“总要‘猛火炖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
同时,梁启超强调责任的重要。1923年,他写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当然,写信教导自己的孩子之余,梁任公没忘了夸一夸女婿、儿媳。
梁漱溟补考通知单只瞟一眼
1918年11月7日,自杀前三天,梁济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时在北京大学任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说罢,梁济离开了家。
梁漱溟亦两度欲自杀,但最终,现实中国的问题和人生问题萦绕着他,他不停思考,积极奔走。梁漱溟育有二子梁培宽、梁培恕,对于他们,给予最大自由空间。接受采访时,梁培恕说:“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这种教育,也与梁漱溟受到梁济的影响有关,梁济对他就是“信任且放任”的。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中国式传家”。
梁培宽追忆梁漱溟时,时常会提到一次考试。当时,梁培宽考了59分,内心忐忑地拿着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他后来明白父亲的用意,“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相比于课堂成绩,梁漱溟更在意教人过社会生活。“唯人类生活仍需要教育,然教育徒为生活而已,将以为人类生命之无限发展焉。”在《教育与人生》一书中,梁漱溟一再强调“生活本身的教育”。
丰子恺反对培养“小大人”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专门创作了一幅讽刺漫画《小大人》,缘起是他曾看见:男孩被父母穿上小长袍马褂,戴上小铜盆帽,教他学父亲走路;女孩被父母带到理发店里去烫头发,在脸上涂脂抹粉,教她学母亲一样。在丰子恺眼中,这样的“小大人”简直是“畸形发育的怪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有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接受采访时,丰家“老六”丰一吟说:“爸爸特别反对家长按照成人的观念去干预孩子,他从不要求孩子们做什么,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任由我们根据兴趣发展。”丰一吟读完初一,“不想读了”,丰子恺送她去学美术,但丰一吟没有什么兴趣,在学校,别人学绘画,她逃课去学唱京剧,“父亲没有怪我,还去看过我的京剧表演”。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步入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摘自《新京报》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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