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

　　1948年12月12日，胡适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亲自拍发的密电，决定乘机南飞。令胡适想不到的是，儿子胡思杜表示暂留在亲戚家，不随父母南行。不想，这一拒绝竟成父子永诀，留下的是胡适、胡思杜父子永远的遗憾。

　　

　　父子没有同行

　　1941年，胡思杜投奔在美当大使的胡适，进入美国学校读书，1948年夏回到国内，8月30日到北平图书馆报到，成为北平图书馆的一名职员。据胡适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回忆说：“当时胡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结果胡适夫妇就把他留下来了。”

　　因事涉紧急，胡适无法也无力在短时间内做通儿子的思想工作，眼见胡思杜周身充溢着一股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的叛逆气味，胡适夫妇颇感无奈，只好强压怒火，随其便了。胡适对儿子说了几句“不要再像在美国读书时那样整天出去吃喝嫖赌，正事不干，除了工作，要好好蹲在家中照看家产与书籍”之类的话，便告辞而去。

　　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没有同行。

　　向老父亲“开炮”

　　1949年后，大陆的“批胡运动”越演越烈。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胡思杜《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文章是胡思杜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学院毕业时“思想总结”的第二部分。

　　极富历史况味的是，这颗“子弹”竟出自他的亲生儿子之手。胡适没有想到，这个寄托着自己内心深处接纳自由主义思想期望的小儿子，竟在自己流亡的艰难处境中，从背后给他“射来一枪”，称他是“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

　　胡思杜的文章在香港发表后，第二天便传遍美国并在各大报纸如《纽约时报》显要位置登出，稍迟又出现在众多的畅销杂志如《时代周刊》等刊物上，一时舆论沸腾，众人侧目。

　　胡思杜的檄文经新中国成立后共青团中央主办的《中国青年》杂志等一流刊物转载后，迅速在大陆教育界和文化界产生强烈反响，“批胡运动”随即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

　　儿子一封平信

　　1957年2月17日下午，正在纽约一个医生家中叙述身体状况的胡适，突感不适，急送医院后发现是突发胃溃疡出血，吃药后无效，半夜开始大口吐血，昏迷不醒，医生命输血抢救。18日，胡适仍昏迷不醒，半夜再次大口吐血，生命危险，医生决定施行手术，结果是胃被切除五分之三，直到3月11日才出院。

　　3月24日，仍在休养调治的胡适又收到小儿子胡思杜发自河北省唐山市的一封平信。从邮戳日期看，此信是五十天前寄出的，胡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这是七年来第一封信。信是写给“妈妈”的，信凡四页，末后说，爸爸那边，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没有收到。大概是他先曾“奉命”写信给我，信是呈上去了，他以为已寄出了，所以偷写这信给妈妈。殊不知中共已改变计划了，不要他出面写信，另叫别人（如曹聚仁之流）写信。

　　遥想八年前北平那个围城之日，吃惯了洋面包的胡适，想过一种“面包与自由兼得”的生活，因而决定出逃。想不到他的小儿子胡思杜酷似三国时代的魏延，坚决不按诸葛亮生前的既定方针办，在撤退问题上彻底地持否定态度。胡思杜同样不按胡适的既定方针办，留在了即将解放的北平。如果世间真有上帝，胡思杜这个抉择，当是上帝之手于冥冥中所做的安排，是胡适这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经历的九九八十一难中，上帝为其设立的最大、最令人牵心扯肺的一难，是“开五百年文化新运的一位大师、老祖胡适”（唐德刚语），在“得道”路上最为痛苦的心灵煎熬，而这煎熬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政治的演变愈发不堪忍受。

　　不信爱子身亡

　　1958年3月，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参加“东方学术座谈会”，偶尔从“泛亚社”香港来电中获悉，思杜已被革除副教授一职下放劳动。此时的胡适心中虽犯嘀咕，但并没有往最坏处想，他在心中默默祈祷上帝保佑儿子。

　　到了这年的5月4日，胡适回台湾作关于五四运动的广播讲话，“泛亚社”香港来电传出胡思杜于“去年8月自缢身死”的消息。胡适先是一惊，差点一头栽于地上。待镇定下来又将信将疑，从心理上对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予以排斥。

　　5月12日，胡适致信他的学生苏雪林：“承问及小儿思杜的消息，至感。我猜想这个去年八月自杀的消息是一种有恶意的谣言，故意在‘五四前夕放出。我在今年一月间尚得友人间接传出思杜被送东北的消息，故我不信此谣言，当日即用长途电话告知内人，叫她不要轻信此消息。”

　　由此看出，对于胡思杜的自杀，胡适仍是疑多于信。而事实上，胡思杜真的是死了，且已死去八个多月，墓有宿草了。

　　父子殊途同归

　　早在1942年1月6日，胡适因想念当时离开在美国求学的儿子胡思杜，特别在日记中写道：

　　年前小三走了，我颇想念他，用毛笔写了我五年前同他游绥远大同时在火车上作的一首打油诗寄给他：父子打苍蝇，各出一身汗。堂堂好男儿，不做自了汉。

　　想不到十五年之后，胡思杜一根绳子做了“自了汉”，算是一了百了了。

　　据江冬秀的堂弟、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江泽涵回忆：“思杜的哥哥祖望在‘文革后期，大约是1974年到1975年前后，从美国给我们写信，我们作为他的舅舅、舅母，也是长时间与他失去了联系。”“他信的内容主要是了解我们的近况，同时问及他弟弟思杜是否还活着。他大概是在海外听到关于思杜自杀的消息了。因为胡适遗嘱上说到他们兄弟俩分财产的事，他想证实思杜是否还在人世。当时，我们全家因为与胡适的关系，也是被整得几十年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不敢给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等惹出祸端来，就把这封信交给学校的领导，征求他们的意见，結果学校没有回答我们。我们也不敢随便、轻易写回复祖望的信。直到1976年以后，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大的变化，我们才与祖望恢复了联系。”

　　也就是说，直到这个时候，胡祖望才总算证实了弟弟已经去世的消息，此时距胡思杜自杀已19年。

　　江泽涵说的胡适遗嘱，是指1957年经历了半夜大口吐血、胃溃疡切除手术、曹聚仁致信劝其“回北京、上海看看”，以及胡思杜来信等一连串事件之后，胡适觉得自己身体极度虚弱，精神郁闷至极，可能将不久于人世，遂于立下了最后一份遗嘱。

　　该遗嘱共分八条，其中第四条为：

　　我把我的财产，无论动产或不动产，无论存在于何处，所有其他部分，余剩部分，遗留部分，交付并遗赠给我的妻子江冬秀，如果她在我死后尚存。但她去世在我之前，则给我的儿子胡祖望与胡思杜平分享有，而如两儿子之中任何一人先我而去而有子息，他的份额即归这子息;但如任何一儿先我而去世，而无子息，他的份额即归我的另一儿，而如他那时已去世，即归他的子息。

　　胡适立毕这份遗嘱三个多月，胡思杜悬梁自尽，再也不需要他的遗产了。

　　1962年2月24日，在胡思杜自杀近五年后，在台北参与“中央研究院”第五届院士欢迎酒会的胡适，于会议中途突发心脏病去世，他终于和他的小儿子去了同样的地方。

　　摘自360图书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