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栖

　　67岁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全世界拥有无数读者。他平时深居简出，写作、跑步、听音乐就是他一天的主要生活。2016年10月，又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出炉，鲍勃·迪伦戴上了荣誉之冠，村上春树则被一些媒体调侃为“陪跑王”。对于诺奖，他的态度又如何呢？

　　村上先生，您大老远从东京来柏林观看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指挥的一场音乐会，是为了什么呢？

　　我热爱各种各样的音乐，古典乐、爵士乐、摇滚乐。小泽是我的好朋友，一位世界著名的指挥家。我写过一本关于他的书，已经在日本出版了。写作过程中我采访了他十几次。我想找出他的秘密，是什么让他如此伟大。

　　您找到答案了吗？

　　他很有天赋，或者说他有别人没有的天资，而且对音乐充满热情。他81岁了，两年前因为癌症做了一次手术，但音乐始终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小泽的生命属于音乐，而我的生命属于写作。如果能在音乐或书籍中感受到生命，人们就会去倾听和阅读。

　　对您来说，音乐和写作紧密相连。

　　我二三十岁时，很想成为一名音乐家。我也阅读了很多书籍，我爱阅读，但是并没想过成为作家。那时我想，音乐才是我的使命。遗憾的是，我无法很好地演奏乐器，无法成为一名优秀的音乐家，所以我开了一家爵士乐酒吧。

　　在您的新书《我的职业是小说家》中，您提到，您在29岁观看一场棒球比赛时获得了灵感。您坐在阳光下，喝着啤酒，看着比赛，写一部小说的想法毫无征兆地突然出现在脑海中。您想成为一名作家的想法，真的是那时候诞生的吗？

　　我清楚地记得这一点。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受，就像有什么东西缓缓地从天空飘下来，而我想抓住它。我感觉它至今仍被我握在手中。我相信，可能每个人的一生都会经历一到两次这样的时刻，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它的到来，它就如同白日焰火。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刻我在想：“是的，我该写点什么……”

　　那时候您知道自己会写些什么吗？

　　我努力地寻找正确的基调。我知道，和音乐中的旋律一样，一篇文章的节奏很关键。我想像演奏一种乐器一样写作。我的日语非常好，熟悉不同的写作风格，由于阅读量很大，我对各种写作手法的了解都很透彻。然而浮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套简单的风格，只有有限的词汇和清晰的句子，没有华丽的艺术效果。我尝试用英语开始写我的小说，通过我有限的英语表达，形成一种朴实无华的风格，我把写成的英语翻译成日语，并确定了我的基调。自那以后，我一直以这样的方式写书。

　　很快，您的第一部小说《且听风吟》就在日本获得了成功。您曾写道：那是一次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的成功，甚至可以说太容易了。

　　很多人为成为一名好作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当然也不容易。但是我的情况就是很容易。我写了点东西，寄给了一家出版社，他们将之出版，卖了10万本，于是我就成了作家。这就好像我突然收到了一份礼物，太惊喜了。实际上那时我是一家爵士乐酒吧的老板，我周围的人也都很吃惊，没有人想到我还能正经地写点东西。

　　对您而言，在经营爵士乐酒吧和写作之间做出抉择难吗？

　　有两三年的时间，我两者兼顾，继续经营酒吧，晚上则坐在餐桌前写作。但是后来我决定写一部更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便卖掉了酒吧，因为我很乐观，30岁出头的我觉得自己还很年轻。我想如果我的作家生涯失败了，就再开一家爵士乐酒吧。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的妻子也很支持我。

　　您书中的世界常常有两面：正常和理智的世界，以及带有超现实和魔幻因素的世界。对您来说，写作是日常生活的对立面吗？

　　我不会将之分开。对我来说，没有现实和非现实的两面，而是只有一面。我只是顺着故事的发展写作。我总是以一个现实主义的故事开头，之后可能会发生不同寻常的事情，但也不一定。我的内心深处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进入了我的故事，我会很高兴，如同遇到一位故友。但是我不会事先规划这一点，而只会观察将会发生什么，然后写下来。

　　您书中的很多主人公都不合群，他们感觉自己好像被卡在了生活的缝隙里。

　　我是个人主义者。如今日本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我年轻的时候完全不同。当年要作为个人主义者在日本生活，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不属于任何公司和团体，我的妻子和我完全为自己而活。为了以这种方式生存下来，我必须抗争。可能我笔下的人物也正因如此才成为他们现在的样子。

　　您的小说也会反映日本社会吗？

　　我并没有仔细思考这样的问题。我总是忙于写我的故事。我当然也会关注政治事件，但是我写作的时候，它们就不那么重要了。对我来说，虚构的叙述才是最重要的。

　　您的一本书《地下》，讲述了一起政治事件，即1995年发生在东京地铁里的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释放毒气事件。

　　写作这本书的过程，我记忆犹新。有几年时间，我去采访了受害者，了解了庭审及宣判过程。在调查过程中，我的想法发生了变化。我无法向您解释这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但是我知道我作为一个人和一个作家都发生了改变。那之后我仍在继续关注恐怖主义这个主题，日本2011年發生的大地震也是。这些事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思考着自己想对此说些什么，但是我至今没有找到答案。我思考的过程进行得很缓慢，但对于一名作家来说，这并不是劣势。

　　这是什么意思？

　　电视评论员能够掌握简短讲解的技巧，他们知道自己想说什么，然后很快组织语言说出来。与此相反，一个作家需要两年，有时三年，来写作一部长篇小说。但是作为一个缓慢思考的人，我很高兴有如此多的时间。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写四五个小时，然后去跑步，一年又一年，都是这样。有时候我也会颠倒过来，先跑步，再写作，依季节而定。对我而言，这样的生活非常美好。我喜欢长跑，也很能忍受寂寞。也许我的天赋就在于此。

　　世界上各个地方都有人在读您的书，您在亚洲、美洲和欧洲的许多国家都很有名气。不同地方的读者对您的作品有何不同的反应？

　　差别很大。比如说您会询问我书中的超自然因素，亚洲读者很少注意到这一点，他们觉得在同一天发生现实和超现实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欧洲读者会做很多分析，试图读出清晰的信号，亚洲读者则更容易接受作者写的内容。我不想评论哪种阅读方式更好，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

　　不少读者宣称您的小说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在音乐会开始前，一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来到我面前问：“您是村上先生吗？”“是的。”我说。“我爱您的书，您的书改变了我的生活。”为何我的小说会改变一个德国年轻女人的生活？我无法相信。2015年有3个月时间，我在某个网页回答读者提问。我收到了2.7万封邮件，我全部读完了，尽管这对我的眼睛不好。很多人都说，读完我的书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我只能回答：衷心感谢。

　　如此多的赞许，似乎让您很惶恐。

　　我的作品不应该和我这个人混为一谈。一本书出版后，它就和我分离了。如果有人问我“您这么写是什么意思”，我无法回答。但我必须承认，在柏林的时候，一个漂亮的日本女人告诉我，她和她的德国丈夫在第一次约会时讨论了我的一本书，这让我很高兴。

　　每年10月，您都会引发一定的关注度。多年来，您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您觉得这是一种荣誉吗？

　　实际上，诺贝尔文学奖并没有候选人名单，也没有进入决赛的名单，没有人曾告诉我，我离得奖只有一步之遥。诺贝尔奖和我之间的距离相当远。哪怕全世界的人都告诉我，我离它很近，我也不会相信的。

　　但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会是对您写作的巨大肯定。

　　这是个很尖锐的点。读者喜欢我的书，我真的很高兴，但是任何高度的褒奖对我来说其实都是一种阻碍。

　　摘自《海外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