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

　　85岁那一年，我离开了办公室，不再参加社会活动，回到家里，以看书、写杂文为消遣。

　　我生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又经历北洋政府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友人戏称我“四朝元老”。这百余年间，遇到许多大风大浪，最大的风浪是抗日战争和十年“文化大革命”，颠沛流离20多年。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重庆，日本人的一枚炸弹在我身边爆炸，旁边的人死了，我竟没有受伤。“文化大革命”时期，我被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跟着大家宣誓“永不回家”，可是林彪死后，大家都回家了。

　　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是无意中逃过了“反右运动”。1955年10月，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被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放弃上海的经济学教学职业。過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反右运动”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上海经济学研究所所长，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自杀了。我最优秀的一位研究生也自杀了。经济学教授不进监牢的是极少数。20年后改正，他们中一半死去了，一半衰老了。我由于改了行，不再翻我过去的经济学旧账，逃过了一大劫难。“在劫不在数！”

　　常听老年人说：“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我的想法不同。我说：“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我把81岁作为1岁，从头算起。我92岁的时候，一个小朋友送我贺年片，上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

　　年轻时，我的健康状况不佳，得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的时候，算命先生说我只能活到35岁。现在早已超过两个35岁了。算命先生算错了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进步改变了我的寿命。

　　从2003年冬天到2004年春天，我因重病住院。我的99岁生日是在医院里过的。医院的工作人员送我一个蛋糕，还有很大一盆花。人们听说这里有一位百岁老人，就在窗子外面偷偷地看我这个老龄品种，我变成医院里的观赏动物。佛家说，和尚死去，叫作“圆寂”，意思是功德圆满了。可我功德圆满不了，病愈回家，我再过斗室读书生活，消磨未尽的尘世余年。

　　晚年读书，我主要读专业以外的有关文化和历史的书籍，想知道一点文化和历史的发展背景。首先想了解3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苏联是新中国的原型，新中国成立以后，略作修正，未脱窠臼。苏联瓦解以后，公开档案，俄罗斯人初步认识了过去。美国是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由于戴高乐主义反美，共产主义反美，美国的面貌变得模糊不清。由此可知，了解真实的历史背景变得困难重重。可是旧纸堆里有时会发现遗篇真本，字里行间往往使人恍然大悟。我把部分读书笔记改写成短篇文章，供自己备忘，并与同好们切磋。

　　先知是自封的，预言是骗人的。如果事后不知道反思，那就是真正的愚蠢了。聪明是从反思中得来的。近来有些老年人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天真盲从，年老的时候开始探索真理，这叫作“两头真”。“两头真”是过去一代知识分子的宝贵经历。

　　我家发生过一件趣事。著名的漫画家丁聪，抗日战争时期常来我家。我们一家都很喜欢他，叫他小丁。我那6岁的儿子十分崇拜他。一天，我在家中闲谈，说小丁有点“左倾幼稚病”。我的儿子向他告密：“我爸爸说你左倾幼稚病！”弄得小丁和我都很不好意思。多年以后，我的儿子到了70岁的时候，对我说：“其实那时爸爸的左倾幼稚病不亚于小丁。”

　　老来回想过去，才明白什么叫作“今是而昨非”；老来读书，才体会到什么叫作“温故而知新”。学，然后知不足；老，然后觉无知。这就是老来读书的快乐。

　　学而不思则盲，思而不学则聋。我患白内障后换了晶体，重见光明；我患耳聋后装上助听器，恢复了部分听觉。转暗为明，“发聋振聩”，只有科技能为老年人造福。

　　“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最好的长寿滋补品。

　　摘自《百岁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