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鹏波

　　一

　　二十年前的农村没有幼儿园，当孩子们长到六岁的时候，家长就给他们脖子上套一个布袋，朝屁股上狠狠踢一脚：“狗东西，给老子乖乖念书去！”说是念书，可许多人手里是没有书的。小时候穷，不止我家，大家都穷成了一个样。

　　我和弟弟相差三岁，我上三年级那年，弟弟也到了上学年龄。虽是陈年往事，记忆却大体清楚，学费一学年93块钱，为了留足够的时间供家长们到处凑学费，那时报名都分两天进行。家长们东凑西借，骂爹喊娘：“学生就是来讨债的。”我父亲那年在西安打工，摔断了两条肋骨，拖欠的工钱也一直讨要不得，开学在即，我们兄弟俩的学费还迟迟没有着落。人生有时很可恶，成全一件事情总是那么难。那一年9月，我生平第一次有了一个新书包，母亲用她在窑厂帮灶的工钱给我们兄弟俩买的。我小心翼翼地将铅笔盒、橡皮、自己用旧画历裁的本子一样样摆在新书包里，然而，我却未能背着它如期坐进教室。那时候的雨似乎也比现在多，秋雨淅淅沥沥连下了好多天，浇得人愈发愁苦。每天听学校传来的铃声、读书声，我心里越来越着急，甚至学着祖母，往地藏王菩萨的香炉里插了三炷香，把一片写有字的纸片埋进香灰，纸上只有一行字，铅笔写的，“老天保佑，我想念书”。

　　当一个九岁的孩子将希望寄托给神灵时，那是一种绝境求生般的渴望。最终，我比别人迟了一个星期坐进了教室。弟弟也许没有想到，在上学这件事上，他比别人晚了整整一个礼拜。

　　二

　　三年级这个点很重要！

　　一来，我的班主任再也不是本家那位长满雀斑、脾气暴烈的老女人；二来，我可以用钢笔或者圆珠笔写字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我们32开的写字本从此将由16开的作文本代替，这意味着，我可以在纸上真正爬格子了。再回首，不难觉察，这是个并不太理想的开端，我们那位语文老师显然有些操之过急，日记、周记之外，还有每周一次的课堂作文，孩子们都有点讨厌她，一周写这么多字，要费多少作业本。但我却很感激这位老师，因为她逼着我背了好多课本和阅读。

　　孩子们没有课外读物，只有课本，《卢沟桥的狮子》《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挑山工》……她规定学一篇背一篇，背不过就抄，中午不许回家吃饭，家长送饭来学校，她扣下来，脸黑成一片。她手里有好些个参考书，用了好多年，孩子们买不起这些书，她吩咐学习委员给大家在黑板上抄，每个题、每个句子、每篇阅读，老老实实抄下来，默记到心里。许多年后，我恍然觉悟，这种“背书”的经历是多么宝贵。“宝贵”的意思是，在抄书中，我用一种最为诚恳而直接的方式，找到了中国文字隐隐跳动的脉搏。

　　王朔在《动物凶猛》中曾感慨：“我得感激我们所处的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那些以后注定要忘记的知识。”我也感激自己所处的那个环境，因为物质及精神资源的匮乏，我们得以更加诚恳地深刻感知那些有限的知识。

　　三

　　倘若每天全身心重复一件事，似乎很难不被它倾倒，那时候抄书就使我迷恋上了“文字”。我尽己所能找课外读物，其实能找到的只有表哥表姐的旧课本。大概在五年级时，我已将中学语文教材尽数阅读，只不过等我升到初中，又换了一套新教材。我一直坚持认为，人教版的语文教材有弱智化、娱乐化的倾向，至少在选择文章这方面是这样。

　　当时我沉迷于鲁迅的文章而不能自拔，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沉迷于鲁迅的文字，似乎有点少年老成的味道，但我是真的打心眼里喜欢。据说母亲年轻时读过几本书，有一次在苞米地拔草，我们突然在文学上产生了交集。一个乡下孩子，一个乡下母亲，在深秋的田野，一身臭汗，居然开始讨论起来了高贵的文学！我忽然感慨：“鲁迅的文章读起来和别人不一样！”母亲欣喜，问我：“不一样在哪儿？”我努力想找出一个恰当的词，可怎么也想不出来，心里一着急：“狗日的，写的就是好！”话音刚落，母亲一巴掌把我扇进了草丛。

　　那一年，我九岁，人生最大的夢想，买一本鲁迅的书，可我也知道，仅仅只能想。

　　四

　　想来真是滑稽，我那时如此着迷鲁迅，可后来让我真正陷入文学之境而无法自拔的，却不是鲁迅，而是王鼎钧。

　　记忆中，那时家里除了一本老皇历，找不出其它书籍。直到有一天，父亲带回来一本《读者》。我放学回家，一眼就看见那本残损的杂志横卧在炕上，欣喜之余，便把它据为己有。在那本杂志上，我与王鼎钧生平第一次相遇，不禁感叹，世界上竟然还有比鲁迅更美的文字。那篇让我着迷的文章叫《红头绳儿》，如今依然躺在我的手机里，跟着我穿过一个又一个城市，邂逅人生无限的可能。那本杂志是父亲在路边捡来的，中间缺了好几页，我问父亲：“缺的那几页哪儿去了？”

　　“擦屁股了！”父亲说。

　　我略感遗憾，一个少女的爱情故事，让父亲的一泡大便撕裂了。

　　我自然无法获知关于王鼎钧的其他信息，也无法邂逅更多的文字。当我将课本都读完以后，只能在报纸中寻觅那些藏在边边角角的小文章，甚至那些小黄文。学校里似乎有一个书架，但在我读书的六年中，未曾见它被开启过。县城也有几家书店，但那时偷书盛行，我们这些孩子走进书店，就是店主眼里的“偷书嫌疑人”。我少年时偷过四次书，前两次所偷之书，全为练习册，而后来两次偷书，却使我终生难以忘怀。

　　确切来讲，第三次是父亲偷书，我是帮凶。第四次偷书，于我而言，却有一种“打开新世界大门”之感。

　　五

　　十一岁这一年乡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外祖父村子的小学被撤销了，教学器械装满了两拖拉机不知拉到了什么地方。只留下几架书，被贴上封条，暂时由村委会保管。这批书是“文革”时收缴上来的“毒草”，后来“文革”结束，校长依旧坚持不给学生看。校长是个老共产党员，在保山前线负过伤，是个彻彻底底的文盲。

　　学校撤了，老师走了，学生散了，荒凉的校园，老校长一个人也待不下去了。于是，我们撕开封条，破门而入，把落满灰尘的“毒草”装进麻袋，跳墙遁逃。孩子们偷书的目的很纯粹，把这些书当废纸卖。为了避人耳目，我们把偷来的书埋在麦地里，一来避避风头，二来让书本受潮，增加重量，在秤上占几分钱便宜。转天早晨，我们挖出来麻袋，把书倒进草丛，那一刻，我傻眼了。世上还有如此厚重精美的书籍。

　　我第一次遇见硬纸板包裝的书，第一次遇见线装书，第一次遇见外国书（俄文）。这些书的扉页都统一盖上了大队的红印章，就在那个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早晨，我们藏在遍布露水的草丛里，把这些“毒草”撕成碎纸片，塞进麻袋，踩几脚，抬进县城废品收购站。

　　在那个夕阳斜照的黄昏，我站在一片废品堆中，忽然意识到，自己应该去读点“大书”。而当我把偷书所得的“零钱”花完以后，我也小学毕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