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起

　　我十四岁那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无情地席卷了我家。我知道，是因为我爹给“造反派”提意见惹的祸。我家被“造反派”抄得一无所有，连饭都吃不上了。我经不住挨饿的折磨，病倒了，浑身没劲，四肢无力，连炕都下不来了。

　　那天，离我家二里路远的四姑老娘来我家，她看见我病成这个样子，从兜里掏出了一把鋼镚子，有1分的、2分、5分的。她和我娘说：“这是六毛九分钱，俺刚卖了一斤鸡蛋，想买止痛散药的，俺不买啦，你给孩子剌块猪肉吃吧（那时猪肉七毛钱一斤），这孩子的身子太虚啦。”我娘说：“你年纪大啦，又有头疼病，还是你先买药吃吧。”四姑老娘把钱扔到炕上就走。娘说：“四姑，等会儿走。”娘出去搬了个凳子来，娘蹬着凳子，揭开贴在墙上的毛主席像，像后的墙上有一个洞，娘在洞里拿出一个红色条绒布面的眼镜盒，娘说：“这是俺五弟在天津给俺娘买的老花镜，俺娘临走（临终）前，把老花镜给了俺，俺的眼还没有花哩，用不着。四姑，你六十多岁的人啦，眼早就花啦，你拿走用吧，做针线活用得着。”四姑老娘问我娘：“一个老花镜，藏这么严实干嘛？”娘说：“这是俺娘留给俺的，俺要不藏好，就叫‘造反派给抄走啦。”四姑老娘说：“‘造反派比土匪还厉害哩！”我心想：四姑老娘可真够“反动”的。四姑老娘打开眼镜盒，拿出一个黑框圆镜片的眼睛，戴在眼上，看了看手，说：“俺戴着看得挺真。”这时我发现眼镜盒里有一张纸，拿过来一看，是一张发票，发票印有繁体字：《天津市工商業统一發票》，陳士陞同志台照，1954年3月22日，3130通心架水志，1付，105000元，2417灯芯合，1個5000元，合計110000元，大寫：拾壹万元。有一个大方印章：天津二區估衣街，寳明齋光學眼镜行，電话二四二一號。

　　我看不懂。

　　陈士升是我五舅的名字。四姑老娘拿走老花镜后，我好奇地问娘：“俺五舅哪弄来的那么多钱呀？老花镜怎么这么贵呀？”娘说：“那年头花的钱叫万元票，1万块钱，就是如今的1块钱。”

　　我娘用四姑老娘给的那几毛钱，买了一斤猪花油（连肠油）。又和邬大娘借了一升白面，娘把猪花油在热锅里炼出了油，娘用油渣儿和白菜，给我包了一碗饺子，真香啊！娘用猪花油又给我炒白菜，也很香，娘把讨饭要来的小块干粮，用猪花油在锅里煎一煎，又香又脆真好吃。

　　娘用那一斤猪花油给我做饭吃，我的病慢慢地好了起来。娘说：“你要记住，你四姑老娘的好哇，那可是她卖药的钱呀！”

　　一九七五年，我参加工作后，一次我回家休假，娘说：“你去看看你四姑老娘吧，她病啦。”我买了两袋奶粉，娘又把我回家捎来的两包点心让我也带上。

　　我看到四姑老娘躺在炕上，显得那么虚弱。我把准备给爹娘的二十块钱，给了她，她眼里含着泪花，从炕厨子里拿出一个眼镜盒，我一眼就认出是我娘给她的那个老花镜。她说：“景起，俺老啦，嘛活也干不了啦，老花镜用不着啦，你拿走给你娘戴去吧，她也五十多岁啦，眼早就花啦。”我接过了那个老花镜。

　　我娘戴着那个老花镜，为一家做针线活，一直到老，最后，娘把老花镜给了我。

　　现在，我戴着那个老花镜看书写作。每每戴老花镜时，我就会想起那贫穷岁月里的往事。

　　摘自作者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