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洋

　　鲍勃·迪伦，在每个文艺青年或曾经的文艺青年心中，这个名字，都近乎神明。

　　这个很少接受采访、私生活成谜、个性坚硬得如一块石头的老爷子，早就成为音乐史上一座活着的丰碑。

　　他写出过《答案在风中飘》这样脍炙人口的名曲，卖出过上亿张唱片，被誉为20世纪60年代“最伟大的文化符号”，代表着反叛、激情、解放；他入选过美国摇滚名人堂，获得过格莱美“终身成就奖”，甚至带着他的音乐体面地走入普利策奖的殿堂，推翻了这一主流奖项的保守围墙。

　　然而，他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依然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虽然他的许多歌词足以跻身当代最优秀的诗作，他也正儿八经地写过书，但在大众眼中，他最有分量的身份，依然是歌手。

　　诺贝尔奖颁奖词给他的评价是：“鲍勃·迪伦为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带来了全新的诗意表达方式。”

　　这个评价，无论是从文学还是从文化的角度而言，都丝毫不为过。

　　当鲍勃·迪伦还只是个叫罗伯特·艾伦·齐默曼的男孩时，谁也不知道他的未来将是什么样。

　　1941年，罗伯特·艾伦·齐默曼出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镇，他的父亲是镇上的一个小老板，家境还算富裕。但自小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父亲，没有办法带着儿子在大自然里快乐玩耍，比起其他的男孩子来，罗伯特的童年异常安静且沉默。

　　罗伯特上学后学到的第一件事，是当尖锐的空袭警报声响起时，要立刻躲到书桌底下，因为那时到处流传着苏联人会用炸弹甚至核弹攻击美国的传言。年幼的罗伯特还不太懂得什么是战争，只知道身边的人在不断地营造一种恐怖的氛围，而几乎所有人都变成了这种幻想的受害者。

　　10岁时，罗伯特无意之中在家里翻到了父亲的一把木吉他，当他用手轻轻拨动琴弦时，吉他发出的声音让他兴奋无比。家里那台硕大的红桃木唱机，更是带给了他一个美妙绝伦的世界。他把家里所有的唱片都听了个遍，并深深爱上了这些旋律。

　　有一天下午，他一个人待在家中，顺手打开唱机，上面刚好放着一张乡村音乐唱片，他已经不记得那张唱片的名字，只记得那音樂让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似的”。音乐的种子在他心里发芽了。

　　上中学后，罗伯特开始抱起吉他，玩起了摇滚乐。他精心打理自己的发型，爱穿皮夹克、牛仔裤和靴子，那是当时最时髦的穿着。在进入明尼苏达大学后，罗伯特才真正开始人生的蜕变，他发现了自己生命中的第一个精神偶像--伍迪·格思里，传奇的“美国民谣之父”。

　　格思里比罗伯特大29岁，一生命途多舛，总是背着吉他四处流浪，虽穷苦困顿，却写出了上千首让人振奋的歌曲。“他是天才，他的歌曲有惊人的观点，你可以从中知道如何生活。这就是我想唱的歌，我要像他那样唱。”他不断学唱格思里的歌曲，试着推敲他的音乐中的精髓，感觉这些歌正好唱出了自己对生活、对人群的感受。

　　20岁那年，罗伯特把名字改为鲍勃·迪伦，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从小生长的明尼苏达州。口袋里只有10块钱的他，搭上一趟便车，前往纽约，去拜访他心中的偶像格思里。

　　从此，他成了迪伦，而迪伦的家在四方，在流浪的音乐中。

　　纽约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迪伦在格林尼治村的咖啡馆找到了一份驻唱工作。格林尼治村是艺术家的聚集之地，他见到了很多年轻的艺术家，也认识了不少已经成名的人物。这一切让迪伦感觉如鱼得水。

　　当他辗转在医院里找到格思里时，格思里已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个男人了。他的肌肉已经萎缩，躺在床上，再也拿不起吉他。迪伦只能坐在偶像的对面，拿起吉他弹唱。弹着弹着，格思里的眼睛里有了光亮，他递过来一张纸片，上面写着：我还没有死。

　　格思里意识到，眼前的这个小伙子会将民谣发扬光大。他的创作不是无病呻吟，而是把他内心感受到的一切都变成了诗歌，变成了旋律，再从嘴巴里流淌出来，震撼人心。

　　起初，只有少数几个人关注迪伦的才华，他努力了好久，终于吸引了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知名制作人约翰·哈蒙德的注意。哈蒙德敏锐地预感到，民谣将会在未来10年大热，于是他签下了迪伦，给了他一纸唱片合约。

　　1962年，迪伦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鲍勃·迪伦》，专辑中他本人的创作有两首：一首讲述了他眼中的纽约，另一首是《献给伍迪的歌》。有人说它是迪伦对格思里迷恋的终结，但实际上，迪伦更像是在表述自己对于格思里的精神继承的决心，因为在这之后，迪伦也像格思里那样，旗帜鲜明地通过音乐对很多事情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民权运动、新青年的反传统思潮，还有当时美国人最为关注的事件--越南战争。

　　在迪伦发行首张专辑的前一年，美国开始介入越战，国际局势也风云变幻，迪伦把自己对时事的关注写进了第二张专辑。

　　1963年，专辑《自由驰骋的鲍勃·迪伦》发行。在《答案在风中飘》一曲中，他用苍茫的嗓音反复吟唱：

　　“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被称作男子汉/一只白鸽要飞过多远的海面，才能在沙滩安眠/一个人需要多少只耳朵，才能听见人们的哭喊/一个人能转过头多少回，假装他什么也没看见/这答案，我的朋友啊/答案在风中飘……”这成为反战和民权运动的“圣歌”，被反复传唱。

　　迪伦并不是最会唱歌的人，他的成功在于他把音乐当成了武器，和这个冰冷的世界搏斗，这为他赢得了无尽的喝彩。“要定义我感受世界的方式，除了我唱的民谣歌词之外，我找不到任何可以与之相比或者接近它一半的事物了……”多年后，迪伦曾经这样解释民谣对他的意义。

　　也是从迪伦开始，歌词的寓意变得与音乐同等重要，甚至可以说，他的歌词比他的音乐更激动人心。多年来一直研究迪伦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维伦兹说：“迪伦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写的歌既温柔又坚韧，既倔强又软弱，折射出人性的光辉。他唱的是人的感受和体会。这就是他被称为‘诗人的原因。”

　　人们逐渐把迪伦视作偶像，甚至是“时代良心”或“道德的裁判和布道者”等。这些赞美让他有点无所适从，迪伦甚至觉得自己被“绑架”了。在一次颁奖礼上，他醉醺醺地站起来，高声呐喊：“我不分黑白，不分左右，也不是什么政治诗人，更不是任何人的仆人，我最多只是一个独立表达的歌手……”

　　事实上，虽然迪伦曾与马丁·路德·金共同站在民权运动的街头，虽然他与美国文化“旗手”艾伦·金斯伯格、杰克·凯鲁亚克一度过从甚密，但迪伦从来都与主流的社会运动若即若离，他反对外界对他的作品过度解读。曾有记者问迪伦，他那首著名的《暴雨将至》是否在影射“古巴导弹危机”，他没好气地回答：“暴雨就是很大的雨，不是原子弹。”

　　20世纪60年代是迪伦最辉煌的时期，也是他对自己怀疑最多的时期，鲜花和掌声把这个敏感的男人淹没了，他第一次感到迷茫，开始“希望寻找回家的路”，找回自己。他开始渐渐改变自己的音乐风格，重新拾起他当年迷恋过的摇滚乐，并试图将民谣与摇滚合二为一。

　　1965年，迪伦发行了专辑《重返61号公路》，其中的歌曲《像一块滚石》成为他向摇滚曲风转型的代表作。在那年7月的一场民谣音乐节中，迪伦登上舞台，使用电吉他演奏这首作品。结果，很快他便被愤怒的观众赶下了台。他被指责为“民谣的叛徒”，遭众人唾骂。

　　也许迪伦会感激那场被他的歌迷们痛恨的车祸。1966年，他骑着摩托车被重重地摔了出去，脊椎骨断裂。很多人说这是一场阴谋，真相如何，无从得知。而迪伦从此谜一样地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他逃回了一个安静的世界，他的解释是：“真实地面对自己，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随后的若干年里，迪伦一直努力寻找自己，并把注意力从音乐扩展到绘画和诗歌。他拜画家诺曼·鲁宾为师，在世界各地举办画展，从绘画中找到了另外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而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歌唱，不断地改变自己的风格。他的歌渐渐褪去了时代的符号，回归到个人的内心世界。

　　时间如浮光掠影般闪过，迪伦不但没有褪色，反而散发出更强大的影响力，让一代代人痴迷。

　　从1988年起，迪伦开始了“永不落幕巡演”，平均每年100场；他的《敲击天堂之门》等歌曲被众多大师级音乐人翻唱，包括埃里克·克莱普顿、U2乐队等；关于迪伦的书籍，仅在亚马逊网站上就可以找到五六百种；好莱坞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专门为他拍摄了传记片《无处为家》；美国甚至有了“迪伦学”的专门研究--人们对他的关注可以说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

　　在中国，迪伦的意义也超出了音乐本身。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欧美乐迷开始了解迪伦的音乐，尤其是他诗一般的歌词，使他成了美国文化的一个标志。

　　而人们喜欢鲍勃·迪伦，又何止是因为音乐？

　　他仿佛是自由自在的灵魂，从不为他人改变方向。在人人把他树为偶像的时代，他一再宣称：“我不想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那幅集体图景中。”

　　当他开始搞摇滚时，原来的民谣歌迷表达了最激烈的反对：迪伦唱民歌时歌迷就欢呼，唱摇滚时就起哄、吐口水，迪伦丝毫不为所动，不惜与歌迷发生激烈冲突。

　　他傲慢地对待记者，感情、私生活从不向外界透露半分。人们知道的只是，迪伦有过两次婚姻。

　　63岁时，迪伦写完了自传，其中最著名的一句话，也是他对自己最直接的评价：“我确实从来都只是我自己--一个民谣音乐家，用噙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灰色的迷雾，写一些在朦胧光亮中漂浮的歌谣。现在我的名声已經在我的脸上炸开，正笼罩在我头上。我不是一个表演奇迹的传教士……”

　　摘自参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