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璐

　　张末正忙着剪辑自己的新片《28岁未成年》，她从家里匆匆赶到经纪公司接受采访，正逢宣传工作人员在讨论最新版本和上一版本的区别，觉得精彩许多……

　　我一开始没想从事电影。我16岁不到就去了美国，本科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的建筑系。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喜欢艺术，我当时就想找一门专业，能把所有的艺术都融合在一起，然后就想到了建筑。我听别人说建筑特别难，很多人5年才能毕业，我说那我就学那个，什么最难我就学什么。

　　到了大三下半学期，我在一个挺不错的建筑师事务所实习。去了之后我就发现，这个东西完全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实习了3个月，非常孤独，你不能跟别人有太多的交流，因为你说得太多，别人就会偷掉你的想法。

　　我当时挺迷茫的，第一次给我父亲打了个电话。以前我从来都不听父母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我该怎么办？然后我父亲说：“其实你想要的无非就是一种团队的创作方式，也有艺术的表达，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电影。”我说我确实一直想学电影，我一直在想等到当了一个好的建筑师以后，可能是40岁以后再去学。我就是觉得不甘心，还没有做建筑。

　　我父亲说：“其实有时候放弃要比继续更勇敢，因为有时候你一定要知道取舍。”他对我说了一番话之后，我觉得有道理，然后我就想试试考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因为当时我就很不踏实，我觉得孩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希望让父母失望，我就担心会不会父母觉得我放弃了或者怎么样。但是他并没有这么想，反而鼓励我尝试新的，我当时也很感动，于是就大胆地往前走了。

　　《28岁未成年》其实是我的编剧给了我一份文学报告，就是如果你能再回到10年前和17岁的自己见面，你会对他说什么。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我17岁的时候刚好是在美国读书，特别辛苦，因此很有感触。有时候创作就是非常小的一个小点，一滴水滴突然一下就溅起一片浪花。17岁到28岁其实是一个人最动荡的、最摸不清方向的年纪，那么这个年纪你所做的任何选择都会造就你现在的自己。

　　我回国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个小孩呢，我觉得我的青春才开始，那是我二十六七岁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开始说了，说你怎么还不嫁人呢，或者是你怎么还不拍电影啊？我说我才二十六七岁，我不知道我要不要拍电影，如果万一不喜欢拍电影呢，我得先尝试一下。我先做剪辑，感觉总有一拨人在为我着急。

　　我父亲是38岁才拍第一部电影，你看他在之前有多少生活经历，到纺织厂，下乡，然后又当工人，又去当学生，而且刚开始还学的不是导演，学的是摄影，所以你就发现其实经验和经历对一个人来说太重要了，所以着什么急啊。我觉得导演这个东西要沉淀，如果一毕业就去拍电影，其实对于我个人的步伐来说，可能有些仓促，我希望再积累一定的经验。

　　第五代导演是受压抑的一代，而我们这一代其实是相反的，大环境没有太多的限制，但有时候我发现，我们这一代最大的障碍是自己。这个可能就是我跟我父亲完全想表达不同东西的原因吧。

　　很多人问我作为张艺谋的女儿，又女承父业，有没有压力，我觉得倒没有。我觉得更多的是鼓励，其实我看到他是一种动力，我有那么好的一个榜样，我有那么一个优秀的父亲，我那么为他骄傲。但是我俩肯定是不一样的个体，我们的东西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别人介绍我都说这是张艺谋的女儿，其实十二三岁的时候我有一种优越感，导演是高高在上的，所有的人围着他转的时候，别人说这是导演的女儿，我还挺高兴的。因为他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艺术家，能成为他家庭的一员，其实是我的荣幸与自豪。

　　他从来不限制我，他觉得你不想当导演也行，你可以永远做剪辑，你可以当制片人，他没有硬性地规定我一定要去怎么样。他也不想提示，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如果提示我，反而我会有逆反心理，所以他就表示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吧！他自己就是一个创作者，他完全能理解当一个人想自己创作、自己发挥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他绝对不会用任何东西去框我。我母親也是一样，完完全全是一个贤妻良母，只要我高兴就好。

　　我没有经历叛逆期，刚有一点苗头的时候，15岁的我就出去了。你和父母是天各一方，只能通过电话联系，他连你干什么都不了解，他怎么能管你呢？出去之后反而觉得家庭太温馨了，因为出去的时候没有人无条件地对你好，当没有人抑制你的时候，你没有所谓的发泄的过程。我跟父亲关系还不错，总是通话，他也对我嘘寒问暖。我长大后，通过工作发现他非常不容易，就更加理解他。其实我俩关系一直都挺好，挺稳定的，从来没有非要跟他去撕裂，然后再组合的那个过程，没有。

　　我有没有因为父亲的光环，那种所谓的失去自我价值的感觉？没有。在我定型的时间，如果天天在国内，别人就会说这是谁谁谁的女儿。但是在西方，他们不知道你父亲是谁，甚至也没有人看过他的电影，所以我觉得那对我帮助挺大的。就是你发现其实自己的价值是给别人作为一个吸引点，让别人来跟你有互动的。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已经26岁了，所以别人再说这是谁谁谁的女儿，我就习惯了。最不成熟、最会动摇的那个阶段，刚好是在西方躲过去了。如果我在他身边，肯定是另外一种状态。

　　我进纽约大学的时候，我跟我父亲开玩笑，我说也许有一天我真会当导演。然后他说：“对，你肯定跟我不太一样，咱们肯定会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他也会开玩笑说：“你再怎么拍，估计也达不到我的成就，所以你就按自己的路走吧。”

　　他说这句话其实是在告诉我不要让自己太累。他拍拍我的肩膀，然后我说：“那好，那我就没有压力了。”他说：“不要有压力，走自己的路，自己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我最喜欢我父亲的作品是《红高粱》，特别是现在，我在拍我的处女作，我看他的处女作，那种力度，那种很生动的东西，那是一生只有一次的。

　　做了导演之后，我也更理解他了，太不容易了。以前只是觉得他很辛苦，所谓的不容易是觉得他要干很多的事情，但是呢，现在就觉得不容易是他想表达一种情感遇到阻碍的时候，他所要面临的放弃或者取舍或者妥协，这个东西只有自己做导演才知道，你的真实感受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也能更深层次地去了解他。

　　一方面，我觉得我永远理解不了我父亲那一代人，我觉得没有任何后代能去感觉到他们那一代的情感。他也会跟我讲起他的故事，但是我觉得他更多地还是留给自己的东西比较多，他不会去诉苦，他还是非常乐观的一个人。我听的时候，甚至有想把它拍成电影的冲动。

　　当你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可怕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比较幸运的就是你知道你的未来是什么样子，除非你自己毁掉你自己的前途。

　　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我从小就很理解我父亲，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法去定一个时间点，它是一个基因，是一种感觉。他的那种隐忍压抑，这种性格也在我的身体里，这个DNA的东西没法改变，我也是这种性格。因为我在美国待了这么长时间，我还比较直接，就是我有时候可能不太高兴的情感我就会很直接地表达，他都不會，他永远都是默默藏在自己心里的那种，而且不会让别人感到他有什么不高兴或者不舒服，而且什么责任都是他自己担，他不给别人压力，一旦出了什么事他自己担责任。

　　我的确从小就得面对父母离异这件事情，因为小的时候，父亲的角色在那儿摆着呢，他那时候又是个很张扬的人物，经常能看到报纸上报道他，包括他跟我母亲的事情也会报道出来，别人会指指点点，那时候离婚还不是很多。我妈妈的态度就是不理不睬，那么我的态度其实也是不理不睬，因为别人说什么话没有办法控制，你知道自己过得还行就好。

　　那时候我对父亲倒没有恨，只能说是埋怨，就会问妈妈，为什么别人家有爸爸妈妈，我为什么没有。每回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妈妈都很难作答，我又是一个很懂事的人，问两次我也就不问了，我也知道怎么回事，看报纸也都看到了。

　　但我母亲是维护他的。因为我就一个父亲，而且她希望我跟我父亲的关系会好，而不是因为他俩的事情，那是他们私人的事情，去影响到我跟我父亲的关系。所以她一直都说你父亲是一个好爸爸，你父亲那么努力，你知道他多辛苦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吗？他其实非常爱你，只不过他可能不能经常告诉你而已。所以她就会一直跟我说这些话，也造成了我跟我父亲关系非常好。

　　我的父母有没有过争吵，肯定有，但从来不是在我面前，在我面前都是很平和的，很友好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在看待他俩离异这方面，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大概十几岁的时候，我就理解了。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追求，当追求不一样的时候，两人走不到一块，就会分开。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我是只要看到一个画面，就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我最早的关于父亲的画面，就是他裹了一件军大衣来幼儿园看我，我记得我在地上玩儿，然后抬头看，他刚好是背光，他旁边有一个太阳，我就感觉一个绿绿的、很高耸的身影就这么看着我，居高临下这么看着我，等着我玩儿完跟他回家，到现在这个画面我都忘不了。那时候对他有点害怕，觉得他特别高，特别大……

　　摘自《恋爱婚姻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