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裴(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说是年轻诸葛亮还没有出山之时,就在读书充电的方法上,显露出与众不同的特色来。他的三位书友,徐庶、石韬、孟建,读书方法都奉行四个字--“务于精熟”。不仅读得精,还要读得熟。用现今流行的话来形容,他们都是“精熟哥”。唯独诸葛亮却不然,他奉行的是另外四个字--“观其大略”,可以叫作“大略哥”。
“观其大略”的准确含义,是注意观察吸收书籍当中的重点和精华。此处的“大”是重大的大,也就是书中的重点;而“略”是战略的略,也就是书中的精华。
对比之下,“务于精熟”的“精”,是精细的精,是指书中的细节,这就与“大略”的“大”正好相反;而“熟”是熟悉的熟,对书中的所有内容都要烂熟于心,这又与大略的“略”完全不同。那么问题来了,为何互有交谊的同一批年轻书友,会在读书方法上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原来,这与当时的教育体制密切相关。
现今常有人说,应试教育害死人。其实搞应试教育的老祖宗,就在诸葛亮出生的东汉时代。当时的人才选拔,以孝廉科目为主体,儒经考试为中心。孝廉的选拔,由各郡的行政长官,按照每二十万人口推举一人的比例进行,以品德上的孝顺、廉洁为标准。东汉全国在册人口将近五千万,按上述比例计算,每年的孝廉在二百五十人左右。入选的孝廉,照例要集中到京城洛阳参加考试,合格者就能进入官员的预备队伍,有希望拿俸禄吃皇粮了。考试考什么?照例是考儒家的经典。从众多的儒经当中,任意抽取一小段,要求考生进行阐释和论述。如果对儒经不能从头到尾读得滚瓜烂熟,就有可能面对题目不知所云,只有交白卷的份儿,当官的美梦就完全破灭了。于是乎把儒家经典从头到尾读精再加读熟,就成为读书人无形的指挥棒。至于这种“读死书、死读书”得来的“死知识”,对于个人素质的提高,能力的增强,究竟有没有作用,有多大的作用,那就统统不管了。这样的教育体制,不是典型的應试教育又是什么?
明白了以上的大背景,再来看两种读书方法的反差,就容易理解了。徐庶等三位“精熟哥”,因为个人志向与诸葛亮完全不同,未能跳出传统体制的束缚,所以还在走东汉应试教育的老路。由于应试教育的死板读书方法,大多只能培养出等因奉此、循规蹈矩的行政官僚,比如州刺史和郡太守,所以孔明先生才会对徐庶等三位学友说:“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
至于诸葛亮的远大志向,则是要当一个文武兼备的军政栋梁,所以他才自比为先秦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军事家乐毅。他所需要的知识,必须能够充分满足自己未来担当军政大任的实际需要,包括历史观、大局观方面的战略指导,治国、治军方面的重大借鉴,前人发现和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有效方法和宝贵经验,如此等等。要想适应这样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志向需要,传统的“精熟”方法显然就很老套、很落伍了。经过一番主动的明智选择,他的新方法就应运而生。
再说当时的荆襄一带,社会相对安定,所以有大批学术文化精英聚集,形成后世所谓的“荆州学派”。这个学派提倡简明扼要的新学风,反对东汉烦琐零碎的老学风,刚好与他的志向需要相吻合。加之荆州学派的领袖,即水镜先生司马徽,又是与他关系亲密的尊长。凡此种种,也是客观上催生这位“大略哥”的优质文化土壤。
实用、简明、高效和创新,堪称诸葛亮读书方法的四大亮点。然而在做出这一选择的东汉献帝建安初年,他只是虚岁不过十六七的小青年。走向人生起跑线之前的正确选择,不仅为他十年之后在历史舞台上的种种精彩表现提供了充足的能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当今正在努力读书充电,准备大干一番创业、创新事业的年轻群体,提供了启迪作用和参考价值。正可谓:
孔明才智来何处?竟是先生会读书。
摘自读览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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