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孤独；《孤独六讲》；《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蒋勋
前言
孤独一直是众多文艺工作者笔下独特的艺术形象，总是以意象的形式潜藏在文艺作品当中。但孤独作为一种独特的情感状态，又好像总是会伴随着压抑，沮丧的到来，孤独似乎成了独处、形单影只甚至与落寞的代名词。人们惧怕孤独，渴望真情，对孤独的恐惧成了套在人们身上沉重的枷锁，无时无刻地不在侵袭着人们的心灵，让人仓皇不安，为了抵抗孤独，人们开始做着各种的努力，孤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人所鄙弃，似乎很少有人能够直接面向孤独，审视孤独，谈论孤独。
刘震云与蒋勋站了出来，他们直面孤独，探讨孤独的灵魂与本质。刘震云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采用了闲话体的创作方式对孤独做了重新的解构和描述，其中通过对中国人人社会与西方人神社会的对比，透析了中国底层人民的信仰、亲情、友情、爱情等问题，点出了中国所独有的语言式孤独。而作为美学家的蒋勋，则是凭借着《孤独六讲》，从更纵深的角度来探索孤独，他从情欲、语言、暴力等六个完全不同角度入手，以期望模拟孤独的状态，尝试寻找孤独的美学源头，“其实美学的本质或许是孤独”。本文将对比这两位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家，以完全不同形式展开的对孤独的探索，期待在美学与现实，散文与小说的对比中，还原孤独真实的样貌。
一、孤独成因的对比
在《一句顶一万句》里，仿佛所有角色都是孤独的，不论是饱读诗书，会在下雨天吟诵司马相如赋的老汪，还是目不识丁、只能沿街给人挑水讨生活的杨百顺；不论是开着大染坊的老陶，还是整日推着板车叫卖豆腐的老杨；不论是家境殷实、知书达理的秦曼卿，还是从小被拐卖一心想着寻找心灵桃源的曹青娥。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虽各有各的特色，却被捆绑着相同的孤独——语言。语言是造成书中人物孤独最主要的成因，为了寻找那个自己唯一能说得上话的人，杨百顺出走延津，为了揪出那句困扰半生的话，牛爱国走回延津，这一出一回，延宕百年。
语言在刘震云的笔下成了一种孤独的代表，是一种具有生命与力量的形式，然而人要找到合适的说话对象并不容易，所以即便是圣如孔子，想必也是有想说的话却发现周遭无人能懂的时候吧，那在这种时候，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又能对谁倾诉呢？答案是等待，等一个从远方而来能听懂他话里意义的人，等一句从远方而来能说进他心坎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心里的这句话终于有了出处，终于有了能与之共鸣的另一句话，难道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么？那句能抵达你真心、同时也收纳你真心的话，可能就在你身边你所没有触碰到的人那里，也可能要你奔走千里也未曾得见。这也再次印证了那句话：“一个人的孤独不叫孤独，一个人寻找另一个人，一句话寻找另一句话才叫孤独。”语言，在刘震云的叙述下成了联系着我们又束缚着我们的绳索，将孤独永远地困于它的意义当中。
蒋勋则认为所谓“孤独感”产生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害怕，“孤独没什么不好。使孤独变得不好，是因为你害怕孤独。”。孤独在蒋勋眼中是一种圆浑饱满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的思维更加清晰，更加不受到世俗的打扰，也更能听清来自内心的声音。但是，由于作为个体的人们对真情和沟通无止境的渴望，以及社会大流对孤独这一状态的正当性并不给予承认而是相近于排斥，于是我们下意识对孤独产生了恐惧与抵抗。也正是这种恐惧，会一直推动着我们反复做着消除孤独的尝试，结果反而是更加的孤独与不幸。
害怕孤独的人们，正陷在这样不可自拔的死循环里。那恐惧的源头在哪呢？蒋勋的答案是源于未知，所以，《孤独六讲》中不变的主调一直是，了解自我，认清自我，然后承认自我，也就是承认孤独。为了让我们清晰地认知与了解，蒋勋如同一个外壳医生一般，他把孤独推到了手术台上，运用冷静的思维与缜密的逻辑，来辨析与叙述它的轮廓，再用锋利的笔尖划开披在孤独身上的六层外壳，把血淋淋的现实与人性的黑暗都摆到你面前，仿佛在说，你看，我们就是这样，本来就是这样，你看，孤独就是这样，也不过只是这样。
对于孤独的成因与来源，刘震云将其归结于语言，蒋勋将其内化于自身，从这样的对比就可以看出，刘震云基于小说创作的独特方式与视角，致使其将目光落在了最朴素也是最真实的民间的话语上，是从生存层面展开的，对人精神上孤立无援的孤独状态的探索。而蒋勋，则期望回归心灵，回归一种静的状态来了解自己，来解释孤独。
二、孤独叙述的对比
从叙述视角来看，蒋勋在《孤独六讲》中，运用的是一种“全知视角”，这种模式，使得蒋勋的声音充斥在文章的每一个角落，事实上在《孤独六讲》也却如他自己在序中所说，像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我的对话只是自己的独白”，在这种视角下，蒋勋凭借其对世界的思考、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解读，以美学家的身份去剖析孤独，表达了对孤独的独到理解。并由之前的创作经验出发，对孤独进行了全面且细致的梳理与解读，这样的解读中渗透进了蒋勋的生命意识与人生观念，是对孤独进行的一次美学解构，这样的解构直指人心最深处的情感，把好的坏的都晒到了阳光下，以期对它们进行新的认知与判断。
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则运用的是“内视角”来进行叙述编排，由人物自己叙述自己的事情，在这种叙事视角下，作者没有大于主人公的意识，作者绝不比人物或主人公知道得多，而是以对等的权力参加对话。孤独由此成了一种“隐匿的存在”，它没有直接的出现，而是需要我们自己借助主人公的视角去看、去听、去体会、去感受。这种更贴近生活的视角也就塑造了更贴近生活的孤独，它就藏在日常的琐碎里，藏在最朴实无奇的“话”里。它就像是永远跟在你身后的影子，看不见摸不着，却纠缠着每一个企图开口说话的人，将孤独的种子种到他们的语言里。也正是这样一种视角的选择，让我们得以凭借底层的眼睛，将孤独撕开一个口子，进而窥探其中的秘密。傅月庵在序中也讲“不管写城市写乡村写北京些延津，写前代写今世写一九四二或二〇〇二，他总是在‘家常里取景写境。（……）通过这个世界，从而开启了一个新的观看的方法与联结的方式。”。
《孤独六讲》与《一句顶一万》对于叙述视角的选择，直接影响了两个文本的性质与方向，蒋勋从自身出发又渴望回到自身，以自己的眼睛来观看自己，这种向内观看的方式就要求让心安定下来，是与内心的窃窃私语，是一种美学上的探求，是形而上的静的孤独。而刘震云选择弯下腰来，以平民的眼睛来观看世界，这种向外的观看方式，就注定了需要不斷漂泊找寻，所以书中也就充斥着寻找与迷惘，是一种形而下的动的孤独。我想可以借用周国平的话，来对比这两种不同叙述角度下的孤独：“有两种孤独。灵魂寻找自己的来源和归宿而不可得，感到自己是茫茫宇宙中的一个没有根据的偶然性，这是绝对的、形而上的、哲学性质的孤独。灵魂寻找另一颗灵魂而不可得，感到自己是人世间的一个没有旅伴的漂泊者，这是相对的、形而下的、社会性质的孤独。”。孤独，在这样两种叙述角度的互相补充下，显得更加立体完整。
三、对孤独态度的对比
基于对孤独成因的不同判断，以及观察孤独角度的差异，蒋勋与刘震云对待孤独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刘震云之于孤独，显然是鄙弃的，所以他笔下的人们会展开一次又一次企图摆脱孤独的尝试，才有了《一句顶一万句》中人们近乎永不停歇的寻找与流浪。他对消除孤独充满了执念，仿佛觉得，只要找到那句说到你心坎里可一句顶一万句的，可以寄托你所有情感，而不再需要任何其它言语来表达与承认的话，你就可以逃离孤独。而为了消除语言孤独，他开始了消解语言的尝试。
内含于语言中的孤独，也只能通过消解语言的方式来释放。当刘震云将语言作为孤独载体的那一刻起，孤独便被抛向了这交织缠绕的语言世界中，而藉由语言来表达又受到语言限制而产生的孤独，其最好的消解方式，也只能是破除语言的禁锢。这种渴望摆脱孤独的尝试，在文中首先出现的，便是喊丧，而喊丧，文中首推罗长礼。罗长礼家三代造醋，但他却并不喜欢做醋，“别人家的醋是酸的，罗长礼的醋是苦的，像刷锅水。别人家的醋能撑一个月，罗长礼的醋十天就泛了白毛。”，罗长礼做醋不行，但喊丧却又独有自己的妙处，他记性好，只要见过面的都能叫出名字，各个关节都能控制得井井有条；他嗓门粗且不怵场。到了喊丧，这时的罗长礼，也就不是原本个子瘦小又长着鸡脖子的罗长礼了，通过喊丧，他摆脱了处于语言链条底端的位置，“人们说起罗长礼，不说‘买醋的老罗，都说‘喊丧的老罗。”通过喊，通过制造声响与热闹，把孤独与落寞都释放在人们的热闹里。喊丧，强调了形式而弱化了语言，在喊丧的过程中，不需要在乎语言的意义，也不需要顾虑向谁传达，只要喊，只管喊。
其次便是，戏。是竹业社老鲁日夜在脑中走的戏，是县长老史痴迷钟爱的戏，是让吴摩西变成阎罗，全然忘掉自己的戏。如果说喊丧是对语言的弱化，那么文中出现的戏剧，便是对语言的一种意化。本来用来表达意义向人诉说的语言，在戏剧里，成了与舞蹈和音乐配合构造意境的一部分。这种意境，不为了任何表达，只为了沉浸。在戏里，一个人脸上涂上油彩，配上音乐和舞蹈，完全摆脱了现实的生活，变成了另一个人，而社火，更把这种观念推到了极致，几百人都上街，都比划着变成了另一个人，不再坚持原来的自己，“舞社火有些‘虚。所谓‘虚是一句延津话，就像‘喷空一样，舞起社火，扮起别人，能让人脱离眼前的生活”，或许底层的人们只能藉由这种狂欢的形式，来消解语言，消解位于其中的孤独。
最后是，手谈，县长老史与戏子苏小宝的手谈。县长老史不爱讲话，偏爱听别人讲话，而最爱的却也不是用嘴说，而是用手在棋局里说。老史与苏小宝的这种手谈却也不是为了输赢，而是为了手牵手到一个没有人去过的地方。棋到绝处，两人也开始越来越接近情感的深处。手谈，这种特殊的交流形式就这样突兀地存在文章当中，没有任何语言，甚至不需要任何声响，却能使得两个人的情感都能得到释放。这种纯粹精神层面的交流，再没有了以往语言的缠绕，直戳人心，一针见血。这看似最平静的方式，确是对语言最有力的反击。
而蒋勋则不这么认为，他根本不提倡对孤独的抵制，相反，他乐于与孤独相处，在他的眼里，孤独是对大众惯性思维的一种抵抗，是内心自我的一种宣泄，所以在《孤独六讲》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零落的人们，为了守护自己内心的某一份骐骥而与大多数越走越远。在他的书写下，青少年们有含着对世俗的反叛与内心对情感的向往的情欲孤独、希望摆脱原有伦理状态重新审视伦理的伦理孤独、在语言消失之后才出现真正沟通可能的语言孤独、拥有着的关于世界独特的梦的革命孤独、一方面压抑精神一方面又释放天性的暴力孤独、以及渴求独立思考的思维孤独。所有的这些都是基于对自己内心的肯定而展开的对世界的新的思考。而对消解孤独，他却并不怎么感冒，他所倡导的，是一种对孤独的承认与完成，所以他在书中坦然的写到“因而我要谈的不是如何消除孤独，而是如何完成孤独，如何给予孤独，如何尊重孤独”。对此，我们可以说蒋勋对孤独是保持着一种虔敬而又享受的态度，他没有如刘震云一般排斥孤独，而是以美学的视角，认真地审视孤独的意义与价值。
四、结语
《一句顶一万句》采用了“内视角”的叙述方式，将镜头对准了那些微弱的小人物，把他们的话都摆出来，用看似琐碎啰嗦，实则一句都不可或缺的“话语”，道出了他们每个人的孤独。孤独跟语言的联系也从来没有任何时候在《一句顶一万句》 中这么紧密，这种联系深含在我们对待语言的态度，以及语言本身的特性里。而《孤独六讲》，通过“全知视角”的方式，对六个层面的孤独做出了深度的解析，在孤独的美学意义与美学价值方面有着与前人不同的判断与思考。而这两个文本的对比，体现出了两种不同叙述模式的差异，也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孤独，真正走进孤独。
参考文献：
[1]蒋勋.孤独六讲[M].联合文学出版社，2008.
[2]刘震云.一句顶一万句[M].九歌出版社，2009.
[3]周国平.爱与孤独[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作者简介：
朱昕夫，湖北咸宁人，江苏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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