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天舒

　　她抗议了35年，她见证了街对面5位总统的就职和卸任，忍受了华盛顿历史上最严重的几次飓风、酷热和暴风雪，但康妮说：“这些年来，没有一个总统走过来。我在等待一个答复。”

　　在美国白宫对面的拉法耶特公园的人行道上，有个矮小的白色帐篷。那里住着一位名叫康塞普赛昂·皮奇奥托的老妇人，号称白宫门前驻守时间最长的“钉子户”，是离美国总统最近的“邻居”，她在那里抗议了将近35年。一块不到两平方米的空地上，撑起一把大遮阳伞的伞骨，上面覆盖着一层白色塑料布，用黑色装订夹固定，里面杂乱地堆放着一摞摞不同语言的宣传单。帐篷两旁分别矗立着一块黄色木板，上面写着醒目的黑色大字：“销毁一切核武器，否则就是世界末日”；“靠核弹为生，必因核弹而死”。这就是她抗议的内容和全部家当。

　　人们习惯叫她“康妮”。她非常瘦小，身高不到1米5，含胸，腰扭曲地向前挺着。康妮古铜色的脸上，是常年风吹日晒留下的深痕。她不说话时，嘴唇紧紧抿成一条坚硬的直线，一张口，就露出门牙全部掉光、空洞洞的嘴。

　　她在一个自行车头盔里粘上黑色假发，套在头上，再裹上条彩色头巾。

　　她离白宫这么近，却与周围一切格格不入。游客们往往在离她几米开外的地方驻足，有的会掏出相机拍照。这时她就会用尖细的嗓音，带着浓重口音一遍又一遍地喊道：“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来了，除非人们采取行动”，“觉醒或者死亡，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出路”，“如果我们不制止，世界将被核武器毁灭”。

　　有人摇摇头，说“她疯了”。

　　在1981年开始坐在这个公园的人行道上之前，康妮还不是这副模样。

　　在她的描述中，人們大致了解到，康妮出生于西班牙，1960年来到美国。她嫁给了一个意大利裔丈夫，婚后却苦于一直没有孩子。他们在阿根廷领养了一个女儿，但康妮却因领养手续问题，在阿根廷独自滞留了3个月。

　　辗转回国后，康妮称自己的丈夫将她关进精神病院，并将女儿从她身边抢走。她不停地找律师、朋友、法官、政府，想夺回自己对女儿的抚养权，但没人能帮她。

　　绝望的她来到白宫前讨要说法，依旧无果。就在这时，康妮发现在白宫门口抗议的托马斯，这个自称哲学家的流浪汉，宣称政府说谎，并提倡为了世界和平，销毁一切核武器。

　　康妮在他身边坐下，过了几个小时，他们就因非法在拉法耶特广场露营，遭到警察的逮捕。从监狱里出来后，托马斯对她说：“既然我们都在寻求公平与正义，我们应当组成一个团队。”康妮同意了。

　　“既然我没有办法帮自己的孩子，我只能帮世界上其他的孩子。”康妮说，“我得让他们远离灾难。”

　　从此，康妮与托马斯，以及随后几年加入的托马斯的妻子艾伦，一起成了白宫门前的“和平守夜人”。

　　巡逻的警察不喜欢他们，游客嘲笑他们，但并非所有人都不能理解他们。哥伦比亚特区唯一的国会代表诺顿女士，就被他们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打动了。

　　受“和平守夜人”的启发，1993年，诺顿议员草拟了核裁军和将核支出用于解决贫困问题的议案，并在哥伦比亚特区通过。议案被提交到了国会，这是康妮和她同伴们的声音，第一次获准进入美国的权力中心。

　　尽管，诺顿的核裁军议案从来没有在国会上获得通过。

　　但诺顿并不悲观，她认为在这30多年里，康妮的呼吁已经在逐渐实现，包括美国逐步削减核武器的计划，以及奥巴马与伊朗就核问题达成的协议。

　　“每个抗议的人都知道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如果你不坚持，改变就永远也不会发生。”诺顿说，“也许你不能促成一场行动，但你可以让这个话题持续存在在公众视野中。”

　　所以康妮坚持出现在白宫对面的人行道上——一个无法让人忽视的地方。

　　2009年，托马斯因肺部感染去世，他的妻子艾伦随后也离开了守夜人阵地。2012年，康妮在骑自行车时被出租车撞倒，身体越发不如从前了。

　　她越来越依赖年轻志愿者们的帮助，但每天从上午11点到晚上8点，她仍亲自驻守在白色帐篷前。

　　奥巴马连任后，康妮甚至给他写了一封信。

　　但她说：“这些年来，没有一个总统走过来。我在等待一个答复。”

　　她等不到了。今年1月25日，她在附近一家收容所去世了。

　　摘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