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会

　　在唐代，一起杀人案的判罚引发争论。平民徐元庆的爹被姓赵的县吏杀死，徐元庆替父报仇，又杀了县吏。谏官陈子昂建议将徐元庆处死，同时旌表他的孝行。这种处理方式还被写进律令，当成样板。

　　然而百多年后，柳宗元写了篇《驳复仇议》，对此提出异议。他说，如果徐父没罪，赵县吏以私怨杀人，上级官员又不肯替民做主，那么徐元庆杀县吏就是合乎礼法的，谢他还来不及，为何还要杀他？反之，如果徐父有罪，县吏是依法办事，那么法律是可以仇视的吗？仇视天子的法律，又杀害执法的官吏，这是犯上作乱，理当处斩，又何来旌表呢？今天看来，“合乎礼法”并不是杀人的正当理由。不过我们注意到柳文中显示的独立思考、崇尚理性的精神，这在古代文人中又是不多见的。借寓言说理，是柳文的一大特色。从脍炙人口的《黔之驴》《捕蛇者说》，我们已有所领略。其实类似作品还有一些，且看那篇《梓人传》。

　　“梓人”相当于今天的建筑工程师，他家连件像样的工具都没有，只有几件简单的测绘仪器。不过他口出狂言：“离了我，就别想把房子盖起来！”给官府干活，他的薪酬是别人的三倍；给私家干活，他一人拿走酬金的大半。可他家的床腿儿坏了竟都不会修。作者因而嘲笑他是“无能而贪禄嗜货者”。

　　不过在官署的建筑工地上，作者亲眼目睹了梓人的风采：他站在一群工匠中间，仰观俯察，拿着手杖指指点点，工匠们左右奔走，无人敢懈怠。他把建筑小样画在墙上，只有一尺来大，按比例建成大厦后，竟分毫不差。屋宇落成后，他在房梁上题写：“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只题他一个人的名字，其他人概不列名。作者惊叹道：舍弃具体的技能，专靠心智来掌握纲要，这就是所谓“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吧？其实柳宗元是借梓人的作用，影射朝中的宰臣呢。他议论道：为相者就应像梓人一样，抓大放小，统领一切。如果宰相净抓小事，越俎代庖，还自鸣得意，就连梓人都不如了。

　　文章到这儿还没完，作者又自问自答：如果屋主人自作聪明，对梓人的工作横加干涉，房子盖坏了，还是梓人的责任吗？答曰：梓人是有原则的，若主人执意胡来，他就该收起本领，扬长而去。可他若贪图钱财，放弃原则，那房子盖塌了，他还辩解说“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

　　你也许会说柳宗元在文中宣扬“劳心”“劳力”那一套，如今看来还是有“时代局限性”。可以再读读《送薛存义序》，这是柳宗元给一位当官赴任的朋友的。文章上来就说：凡是到地方上做官的，应该先弄清官吏的职责：“盖民之役，非以役民。”柳宗元解释说，那些靠田土吃饭的百姓，拿出收入的十分之一雇佣官吏，是让他替民办事。结果不少官吏拿了佣金却偷懒耍滑，甚至反过来偷盗侵夺主人。一家子雇了这样的仆人，早把他轰走了，可老百姓惧怕官吏的势力，却敢怒而不敢言。

　　这就是“封建文人”柳宗元对“劳心者”的阐释，只差说出“公仆”一词来了。我读此文，不免联想起一句著名的设问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那时显然还没有主义、学说等。）我还想接着问一句：柳宗元如此超前的思想，为什么历经一千二百年还不过时呢？

　　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