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丁玲在延安时期的生活和创作的梳理，试图找出丁玲思想转变的痕迹，《讲话》是丁玲的转折点。另外，丁玲的个案是“五四”精神向“集体化”转变的体现，也可体现作家、文学、政治的复杂关系。

　　关键词：丁玲；《讲话》；延安时期；文学创作；文学转向

　　一、延安时期丁玲的生活

　　纵观丁玲的一生，延安时期是丁玲革命生活和创作一个新的开端。1942年《讲话》的发表使得丁玲成为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丁玲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极其维护，而毛泽东文艺思想集中体现于《讲话》之中，所以丁玲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主要是指维护《讲话》，《讲话》如何推行的过程，就是丁玲如何被改造、被驯服的过程。在1942年4月初的高级干部学习会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遭到了严厉的批评，但毛泽东对丁玲网开一面：“《‘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1]并且在随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集体合照时，毛泽东特意招呼丁玲要坐在离他近的位置，毛泽东对丁玲的这种庇佑和特意的关照，让丁玲在心灵上得到了慰藉，让她在情感上对毛泽东充满了崇敬之情，这也是丁玲推崇和维护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原因之一，而《讲话》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结晶，所以这也是丁玲维护《讲话》的原因。《讲话》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对如何服务的问题作了精辟论述，强调作家要到群众中去，涉及创作源泉，改造世界观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丁玲深受《讲话》内容的影响，她谈及《讲话》内容时说道：“（《讲话》）每个问题都谈得那样透彻、明确、周全，我感到十分亲切，中肯。我虽然没有深入细想，但我是非常愉快地、诚恳地用《讲话》为武器，挖掘自己，以能洗去自己思想上从旧社会沾染的污垢为愉快，我很情愿在整风运动中痛痛快快洗一个澡，然后轻装上阵，以利再战。”[2]由此可见，《讲话》让丁玲经受了一次洗礼，她是心甘情愿的接受洗礼，不仅是从政治上，也从自身的思想上接受了《讲话》，丁玲的思想从始至终都是与《讲话》一脉相承，她对《讲话》的接受与认同是一个主动转变的过程，但《讲话》之前，丁玲对于革命的自觉意识还不够成熟，《讲话》之后，丁玲的意识达到了高度自觉和成熟的阶段，也是《讲话》让丁玲改变了自己对文学的观念，改变了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姿态，也可以说，丁玲在这个时候对《讲话》的推崇和信奉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同时，丁玲到延安之后记录下的作家经历为《讲话》的发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让毛泽东了解到了当时作家的思想状况，针对这种状况，《讲话》才真正有了指导性和针对性。

　　二、延安时期丁玲的创作

　　丁玲的文艺活动和生活里有“五四”的绪余，当然小说创作里也是如此。一个作家要彻底杀死自己从小到大受影响的精神是非常艰辛的过程，《讲话》前丁玲的小说作品，正体现了她在这个艰辛过程里的徘徊、挣扎与彷徨，《我在霞村的时候》小说中的主人公贞贞有两重身份，一个是女性，一个是革命者，当革命压倒了女性，女性便以牺牲身体的方式来成全革命。《讲话》发表之前丁玲的创作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了“五四”的启蒙意识，丁玲回归了“五四”的传统，以自己独特的女性视角，写下了不可诋毁的“证据”，虽然丁玲并非有意要与延安主流话语相抗衡和发生冲突，但是当处于整风运动特殊、紧张环境的之中，丁玲受到批评也是不可避免的。丁玲《讲话》之前的创作有较强的个人主义色彩，她的思想虽然一心想要进步，却缺乏了对当时大环境的思考，以自己最真的热忱投入革命，唯独忽略了自己身上“五四”的特质。

　　丁玲作为《讲话》主要的文艺骨干，作为王实味事件的幸存者，怎样让自己的创作适应新环境也成为她的难题，在“回头是岸”的高度觉悟中，丁玲开始了她的艰难转型。细读她的散文，可以看出有三个特点：为农民立传，为工人立传和为兵立传。比如写于1944年秋的《袁广发》是为工人立传的典型，也是劳动英雄大会上采访的真人真事通讯报导。而《一二九師与晋冀鲁豫边区》的散文是为兵立传的典型。包括《彭德怀速写》，所有这些散文创作，都表现了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是遵命的，是走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大路上，是以歌颂为主，讽刺暴露从此不见了踪影。我们也看到“五四”的痕迹在丁玲身上消除的越来越多，但笔者始终相信，在丁玲的内心深处，有种无意识的力量还微弱存在。

　　三、丁玲个案的文学史意义

　　丁玲的个案具有典型性，其实质是“五四”文艺青年的延安改造过程。丁玲作为一个经受过“五四”洗礼的作家，将“五四”精神已内化于血液之中，而正是“五四”青年的这种热情，让丁玲勇于投身革命，并且追随革命，把为革命书写当成她毕生的生命哲学，革命之于她的意义不仅仅是一腔热情，丁玲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并且组织热情的接受了她。丁玲是幸运的，她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找到了自己的信仰，但像冯雪峰、胡风等人却半路夭折。丁玲所经历的挫折是当时五四文艺青年在延安改造过程中所经历的，但很多青年甚至连自己的信仰都无法找到，他们不断在挣扎徘徊中前行，不断和自己的旧思想进行一次次的斗争，甚至有些青年压根没有意识到革命信仰这回事，像王实味就死于政治的滚滚车轮之下。

　　另外，丁玲在找寻信仰的过程中所呈现的矛盾心态，也反映出当时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及革命作家的自我与集体不可调和的状态。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政治与文学的纠缠一直是密不可分的，从“五四”时期到左翼到后来的“文革”、“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都是如此，在文学与政治的复杂交织之中，我们看到作家和文学和政治也在不断地交织，作家不断地处理个人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而对于像丁玲这类的进步作家而言，这种矛盾心态是不得不面对的，通过作家，我们也更好地看见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一个时代，文学的繁荣必定说明政治环境的宽松，政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学的发展方向，而好的文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治的发展，所以站在丁玲思想转变史的复杂研究角度去研究丁玲在延安时期的文艺活动和文学创作，对我们来说，不仅对深入研究延安文学及作家与政治的复杂关系有重要意义，也为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了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2]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丁玲文集：第五卷. [G].279、282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作者简介：

　　仲娜，性别：女，民族：汉，籍贯：甘肃省兰州市，学历：研究生，单位：西北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