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佳玮

　　侯宝林先生晚年名满天下，南开大学的几位先生请他去讲话，气氛和悦。末了，一位副校长不经意地来了句：“侯先生，您来一段儿。”

　　据说侯先生当场拉下脸来：“对不起，我是来讲学的。”意思是：我是来讲课的，不是来说相声的。

　　侯先生一辈子很重视“尊严”二字，甚至过于敏感，不难理解。老年间，说相声的人是玩意儿，和戏子一样，被当作下九流。唯因如此，才得争一口气。梨园行的大师，成了名之后，都有傲气，也是为这个。

　　汪曾祺先生写过京剧演员任志秋先生，写在新中国成立后，他自觉翻了身，觉得很受优待。“我一个戏子，能上小汤山疗养。要搁旧社会，姥姥！”艺人都有口气，梗着，所以寻着扬眉吐气的机会，就总想一纵眉头，吼出来。

　　您会问了：艺人、艺术家，不是很受尊敬的吗？并非如此。

　　阎立本画过《历代帝王图》，当过唐朝宰相，名垂天下，声闻后世，但因为会画画，受过大折辱。唐太宗与一群学士在春苑划船，看见好看的鸟儿，就让学士们歌咏，召阎立本来画画。外头就嚷了：“画师阎立本！”——那时，阎立本的官位已是主爵郎中了，一头大汗地跑来，趴在池子旁边，调色作画，抬头看看座上宾客，难过极了。回去后，对儿子说：“我少年时候，爱读书，也还好；只是被人知道会画画，被呼来喝去当仆役，丢人丢大了。你记着，千万别学画画！”

　　巴赫，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1703年的工资单上，被列为仆役。他写曲子，演奏，照例得穿着大公规定的仆人制服，跟仆人一起吃饭。一百年后，贝多芬为自己身为自由职业作曲家而自豪。所谓“我不受雇于任何人，我只要坐在钢琴边动手作曲子，就能解决朋友们的经济困难了”。而在此之前，我们所知的伟大音乐家们，多少都带有贵族仆人或教会雇员的性质。

　　中国古代有句话：学而优则仕。所以后世人多批评中国读书人目的性过强，读书徒然为了功名，干吗不去当画家、当诗人、当音乐家呢？事实是，早期的伟大文人，都是身为显贵，而后才留名史籍。唐朝之前的书画名家，几乎没有平民出身的，尤其是书法，简直是门阀贵族、朝廷贵臣的艺术。到清朝，不显贵的艺术家也有，比如扬州八怪那几位，要么做个小官，要么便是小吏，再不体面点，只好去做清客。袁枚这样的，当过官，懂得在官场中酬唱来往，也不缺钱的才子，毕竟少——实际上，袁枚还不是得在《随园诗话》《随园食单》里标榜几句东家的厨艺、西家的园林，好比如今的广告人写软文吗？

　　哪怕到了2016年，人人平等的观念也该深入人心了，举世推崇的艺术家，依然不是因为他们的艺术，而是因为他们有名。

　　杰夫·昆斯早年搞过现当代艺术，没成功，只好去当证券经纪人。而立之年，他成了个成功的艺术家，直至今日。他成名前后的作品风格并未变化，所得反响却大不相同。《独立报》的记者如此说：“在这个艺术家不会被看作明星的时代，昆斯却花费了很多精力，通过雇用一个形象顾问来培养他的公众人物角色。”

　　有点残忍，但事实是，这个世界尊重已经成名的艺术家，但并不尊重艺术家这个群体——在没成名之前，他们都不过是玩意儿。谭鑫培一度被叫作“谭贝勒”，还为此自鸣得意。他老人家认为演员们尤其得傲，得自尊，得把自己的活儿当宝。因为说到底，艺人自己不尊重自己，还指望谁尊重自己呢？

　　——因为一世以老生称雄的他，开头也是学武丑入门的，知道这个行当，多么招人小看。

　　摘自《新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