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童年的“贫”
为名人写传记，总要从传主的童年写起。铁凝的童年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大凡写传记的作者总愿意从传主的幼小经历中发掘出一些非凡之气象，足以证明传主以后成功的历史合理性和遗传基因。我也很想这样做，但很遗憾，我没有找到什么令我振奋的奇异之处，铁凝的童年就像其他的女孩一样普通，然而也是很正常地成长。铁凝在谈及自己的童年时一点也不掩饰这一点，她甚至感到自己在同年龄的伙伴中是比较不聪明的。有一个小细节一直存放在她的心里，她对我说这是她一个小秘密。大概是她七八岁的时候吧，她寄居在北京的外婆家。有一个比她大几岁的男孩经常来她外婆住的四合院玩耍，男孩站在门口，以一种轻蔑的神态不屑一顾地评论着胡同里的女孩子，这个女孩太贫，那个女孩太贫。“贫”是当时孩子们贬斥人的流行语。铁凝站在旁边，小心翼翼地问道，大哥哥，你觉得我贫吗。男孩回过头来，瞧了瞧这位从外地来的黄毛丫头，说，你呀，还不算太贫，就是有些分贝。铁凝满眼疑惑地问，什么是分贝。男孩说你回去自个儿想吧。这个问题折腾了铁凝一晚上，弄得她满脑子的浆糊。第二天，她只好再次来到男孩面前羞惭地说我还是不明白什么是分贝。男孩坏坏地笑了，启发铁凝说，会写贫字吗，上面是个什么字，下面是个什么字……这个生活中的小细节，三十多年后铁凝竟然还记得清清楚楚，像这种深刻的童年记忆，按某种心理学的解释，应该是嵌入个人思想性格中的基本因素。仔細想想，铁凝在后来的经历中所表现出的民主和平等的意识，谦逊、亲和的态度，等等，能说与她的普通的童年没有关系吗？
家庭的“艺术基因”
铁凝家庭对她的影响无疑是不可忽略的。这是一个充满浓郁艺术氛围的家庭。父亲铁扬是一名画家，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母亲是一名声乐教授，毕业于天津音乐学院。铁凝从小就在父亲的画架和画框图间穿行，耳边经常飘逸着母亲弹奏的钢琴声，这种潜移默化中的艺术薰陶，对她以后从事写作的文学感悟，其影响的程度在我看来是不言自明的。但我想，除了这种艺术氛围外，还有必要强调铁凝家庭的民主性。铁凝的父亲有一个习惯，当家里有什么重大的事情需要做出决择时，就把全家人召集起来举行家庭会议。事实上全家人就是四人，除了父母之外还有铁凝两姐妹，这意味着作为长辈的父母并没有独断地行使家庭领导权，而是赋予女儿在家庭中等同的地位。不要小看家庭的民主性，这在过去的中国社会环境中是稀有之物，我们有着讲究家庭伦理秩序的悠久文化传统，家长权威是不容置疑的。长年接受西方艺术教育的铁凝父母，显然也顺带着接受了西方的民主观念。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没有什么禁忌和约束，铁凝的思想和性格得到了充分自由的成长。同样，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情感的交流会是温暖和适意，即使是父爱和母爱，也不会以一种施舍的方式表达出来。铁凝在回忆起童年的家庭生活时仍然显得十分愉快。她还记得文革中的有一天，她大概十来岁吧，她的父母在悄悄地议论政治，话语里也涉及到毛泽东，铁凝在一旁听到了，这使她大为惊异，他们怎么能够对毛主席表示不满情绪呢？她暗暗生气，于是在以后的几天里，根本不理她的母亲。母亲问她，你怎么不同我说话呀。母亲的问话终于使她有机会把憋在心里的不满发泄出来了，她理直气壮地回答母亲，你对毛主席一点都没有感情！这句带着孩童的认真、幼稚的话，想必给母亲印象太深刻，待铁凝长大后，每每聊天时，母亲都会提起这句话，看来母亲对女儿如此严厉的批评一直耿耿于怀。
更爱看连环画下面的文字
铁凝与文字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小时候，父亲为了培养她对绘画的兴趣，给她准备了一些连环画，她喜欢看这些形象栩栩如生的连环图画，可最感兴趣的还是图画下面的那几行文字，那些文字带给她更多的想象。正是文字的魅力一步步把她引入文学的殿堂。铁凝在一篇散文中曾记述了她小时候如何对文字着迷的：“那时候我三岁，生活在北京，大荣姨是个中学生，有一张圆脸，两只细长眼睛，鼻梁两侧生些雀斑。我不讨厌她，她也特别喜欢我，经常在中午来到保姆奶奶家，自愿哄我睡午觉，一边给我讲些罗嗦而又漫长的故事，也不顾我是否听得懂，那些故事全被我遗忘了，至今只记得有个故事中的一句话：‘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什么叫狮子路口呀？三岁的我竭力猜测着：一定是那个路口有狮子。狮子我是见过的，父母抱我去过动物园的狮虎山。但我从未向大荣姨证实过我的猜测，因为每当她讲到‘十字路口时，我就快睡着了。梦中也没有狮子，倒常常出现大荣姨那张快乐的圆脸。”
铁凝的父母很早就开始设计着女儿的未来了。母亲想培养她搞声乐，父亲却想让女儿学画画。铁凝本人似乎迷上了舞蹈（大概那个年代的女孩子都会有这种爱好）。她曾每天到一位舞蹈老师那儿练习舞蹈基本功，后来还曾考上了艺术学校舞蹈科。但铁凝最终选择了文学。重要的是，这个选择是由铁凝自己作出的。在我看来，铁凝的生命本质属于文学，值得庆幸的是，她的本质属性因为她本人的果断选择而没有被耽搁。
八岁的胖冬瓜
铁凝天生就对文字有好感。上小学之后，老师布置学生写日记，孩子们多半会把写日记当成是一份作业而已，但铁凝居然就喜欢上了写日记，从八岁起她就开始不间断地写日记，如果不是对文字有一种天生的迷恋，一个正是玩心最重的孩童是难有这样的毅力的。写日记让她尝试着与文字玩游戏。有一天她在日记中写道：“妈妈让我去买菜，我买了一个胖冬瓜……”她父亲看了大为惊喜，说这个“胖”字用得太好了。
铁凝说她上学时最喜欢作文课，而数学、物理、化学这类课程却理所当然地不行。说理所当然，是我猜这恐怕是一个规律，往往在文学上有所成就者，其数理思维就必然地很糟糕。铁凝至今还很懊丧地认为她只要面对数字方面的事情就头疼。但是与文字亲密接触的作文课就不一样了。她说：“一上作文课我就兴奋。写两篇内容不同的作文，一篇给自己写的，一篇给同桌写的，同桌替我做物理、化学作业。”
铁凝正式发表的处女作则是她中学时代写的一篇作文。学校在一次“学农”归来后布置了一堂作文课，作文的题目是“记一次学农劳动”。铁凝将这次作文当成了一次愉快的写作，她跳出作文的规矩，任自己的想象力飞翔，竟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六七千字的大作文，把一本作文本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她还擅自给自己的作文起了一个题目：“会飞的镰刀”。铁凝写一个乡下男孩和几个学农的城市女学生的友情。城市里来的女学生们第二天要去割麦子，乡下男孩为了帮助这些不熟悉农活的城市女学生，当夜晚大家都入睡了的时候，他悄悄地拿走大家的镰刀，为大家磨镰刀。女学生们醒来时突然发现镰刀怎么“飞”走了。在那个思想极端禁锢的年代里，铁凝竟然能想象着镰刀 “飞”了起来，这实在是很不简单的事情。而当时的铁凝才十七岁。第二年，这篇作文被收入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文学集《盖红印章的考卷》中。所幸的是，铁凝的这篇不守规矩的作文没有被老师否决，相反，老师还把它当作范文，让铁凝在课堂上朗读。小小年纪的铁凝在作文写作中获得了一种成就感。她对自己的这篇不守规矩的作文显然也非常得意。回到家里，她拿出这篇作文，向全家人高声朗读了自己的杰作。效果是出其地好。母亲竟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她不敢相信地反复问道，这是你写的吗？这是你写的吗？
为文学两次大放弃
铁凝在青少年阶段一直做着文学梦，她为了文学，在选择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有过两次大的放弃。一次放弃了参军当文艺兵，一次放弃了上大学。
铁凝70年代末高中毕业，通过她家一名在部队的亲戚的努力，第二炮兵文工团决定招铁凝当文艺兵。在那个年代，当一名文艺兵正是年轻女性最羡慕的职业。但是，铁凝在家中突然宣布了她的重要决定，她要到农村去，当一名知识青年。她作出这个决定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她当作家的梦。今天的年轻人恐怕不可理喻，为什么当作家就必须选择到农村去当知识青年。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人们能够接受到的文艺理论只有一种被认定为惟一正确的、非常政治化的文艺理论。这种文艺理论突出强调了深入生活，强调了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而在这种文艺理论中，所谓生活也是特指的，它只能是工农兵的社会生活。过去曾有人提出到处都有生活，但在文革中间，这种观点被作为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观念大加讨伐。铁凝在那个年代，无论是从社会上，还是在学校里，无疑已经灌输了足够多的关于深入生活之类的教诲。十几岁的铁凝自然而然地会把作家与深入生活连在一起，她以为，要当作家就必须深入生活，而生活在哪里，她不知道自己每天就在生活之中，她认为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叫生活。在她的印象中，那些大作家都是从农村出来的，给了她鼓励的徐光耀就是来自农村的作家。她想，既然要当作家，就必须放弃当文艺兵的机会，下到农村去。作出这样的决定，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来说，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猜想，小小的铁凝当时一定有几个夜晚是在辗转反侧中度过的。事实上，铁凝像当时所有的女孩子一样非常向往成为一名文艺女兵。她有一位姑姑是军人，上中学的时候，她就常常缠着姑姑，从姑姑那里讨得一套军装，然后天天穿着这身军装，自觉非常神气。应该说，军装就是那个政治年代的时尚，而铁凝并不拒绝时尚。我想，铁凝在当时要拒绝文艺兵的诱惑，也内心对文学的自信一定到了足够强大的地步。
关于铁凝对文学的自信，还有另一次大放弃更能说明问题。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尚在农村的铁凝也同其他知识青年一样希望去上大学，而且她觉得要读就得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她就揣着已经发表的几篇小说，乘火车跑到北大，她将小说交给中文系办公室的老师，申述说她的数学不好，但能写小说，能否给以特别对待。后来北大中文系还给她回了一封信，说非常欢迎你来中文系学习，希望今年就报考。像这样的举动，若是没有强烈的自信心是绝对做不出来的。但河北的老作家们劝阻铁凝留下，他们说，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那你是想当作家呢，还是想当一个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呢？铁凝想了想说我还是想当一个作家。铁凝最后放弃了上大学的努力，是因为她太想当一个作家了，太想写小说了。在设计理想未来、选择人生道路的关键时刻，才二十岁的铁凝就作出了两次重大的“放弃”，这既看出她对文学自信得可爱，也透出她为文学单纯得可爱。
还有比毛主席逝世更悲痛的
铁凝在一个叫张岳的乡下生活了四年。铁凝有一篇长篇散文《直挚的做作岁月》，较详细的记述了那一段的生活经历。我注意到，铁凝在总结这段生活经历时，用了两个词：真挚，做作。做作，应该是那个极端政治化时代的社会行为标识，是人们对于政治恐怖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过程中优化的自我保护方式。做作，后来演化为一种民族性的社会交往规则，即使是政治恐怖压力消除以后，人们仍习惯性地在公共场合中以做作的行为方式来表达思想。铁凝看到了当年自己行为中的做作，这其实是一名单纯少女在刚刚直接进入到社会中时，力图以一种不被排斥的、顺应的姿态获取社会经验的过程。她做作而不虚伪，因为她把这当作一个学习的过程，乐此不疲，充满热情。就像她在散文中记述的，队里让知青回城换季，她回到家里被当成了“国宾”一样照顾。但返回村里后立刻在日记上这样写道：“这两天，我吃着大米饭、肉包子，却总觉着它们比不上我们亲手摘的西葫芦、大北瓜做成的熬菜，亲手拉着风箱做出来的卷子、饭汤香甜……张岳，你的女儿终于回来了！”多年后，铁凝再次读到自己亲手写的这段日记，也许感到脸红臊热，她觉得自己像“一个昧着良心从家里溜走，吃得肥头大耳、放下筷子就骂娘的小贼”，但是，她还是“因了它内含着的那无边无际的虔诚而自我感动”。是的，她在做作，她是在按照社会的要求去“做作”，但她是在真挚地“做作”，就是说，她把社会的这一切当作她所面对的生活，充满热情地进入，体会。在这种热情面对生活的过程中，附着在做作上的意识形态内容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这做作过程中的生活细节，和在这一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真切的情感交流。在铁凝的那篇散文中，有一段叫“我对杨贵和毛泽东的悼念”，读一读是很有意思的。铁凝说1976年她在村里悼念了两个人，一个是村里的贫协副主席杨贵，一个就是全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她为杨贵写悼词，全是些政治的套语，如“久经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考验的领导”，“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一生”，“引起了全村贫下中农的极大悲痛”。其实这个杨贵毛病还顶多，连知青点的便宜他又要占。但铁凝在杨贵追悼会上念着全是套语的悼词时，哭了，许多村民也哭了。让铁凝不可思议的是：“距杨贵的死两个多月后，毛主席去世了，我却没有表现出比杨贵的逝世更大的悲痛。至今我仍然为那些日子里的我而惶惶不安”。这恰好说明了，铁凝的神经末端是直接伸入到实在的生活当中，她的兴奋点集中在身边的生活。杨贵因为是她身边一个活生生的人，尽管他有那么多的毛病，但他的死会触动她的情感;尽管她写的悼词是一种“做作”的套语，也会引发她伤心的眼泪。从生活化的层面来说，杨贵显然要比伟大的毛泽东更接近一些。热情地面对生活，这就是铁凝四年农村生活的基本态度。铁凝曾说过：“我慶幸我到底没有枉做四年农民，我毕竟是为着以一个真实的自己去认识那些农民的真实而来的，因此在做作的背后就有了一个不曾做作着的我。比如我在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武装自己时，也曾相信人间有鬼。”（见《真挚的做作岁月》，《铁凝文集》之五，458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出版）
而她的文学写作也就是在这样的情绪中起步的，也正是在这种温馨、亲切的情感土壤上生长出了她的文学个性。因此，她在农村阶段写出的最初一批作品，基本上都充满乐观、明朗的色彩，表现出她对农村的热情和对农民朋友的尊敬、友爱。而从主题上说，这批作品并没有提供什么惊世骇俗的内容，但那些青春的语言以及没有太多政治八股的人物形象，其本身在当时就构成了具有新意的主题。这种基调酝酿了她的成名作《哦，香雪》的诞生。
敢于写“色相迷人”
1980年铁凝参加了河北省文学讲习班。这是由中国作家协会河北省分会举办的，参加者自然是被认为是河北省有希望的年轻作家，讲习班办在河北省委党校，足见其当时文学的地位还很不一般。讲习班的时间是半年。河北省文学讲习班自然不仅仅是给作家讲课，也要求作家交出自己的“作業”，铁凝在这次讲习班交出的是小说《灶火的故事》。小说取材仍然是革命故事，写的是几个革命老人，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革命队伍的故事。不料铁凝把“作业”交上去却引起了激烈批评。特别的一些年长的作家大为摇头，觉得铁凝写作的“路子”有问题。有的还尖锐批评说，这篇小说是以“色相迷人”。
铁凝对这样批评当然不服。她并没有在讲习班上与老作家们顶嘴。但是，在文学追求上，她又是非常自信的，她不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文学追求，哪怕在强势面前。她将这篇小说寄给了她所景仰的作家孙犁先生，她请孙犁老师评断一下，这篇小说到底是好还是坏。孙犁收到铁凝寄去的《灶火的故事》后，立即安排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表，而且发得还非常突出。不久，《小说月报》也转载了这篇小说。孙犁在给铁凝的回信中还说，他觉得灶火这个人物很真实，“我很喜爱你的这个人物”。
幸亏有孙犁老作家的支持，铁凝刚刚萌发的文学创作意识才没有被掐断。铁凝虽然写的是革命队伍中的故事，但她不想按流行的意识形态化的思路去写，而是要真实地表达自己对一个革命老人的理解。小说主人公灶火是一个农村的老头，他他有辉煌的革命经历，才二十大几就在分区独立团打日本，抗战胜利后领到一张复员通知书就回到了农村老家。一个地地道道的、憨厚老实的农民，在抗日的队伍里，他在接受革命训练的同时，也受到了文明的薰陶，未曾开窍的心灵被文明启开了一道缝隙，然而他又回到了封闭的农村。在农村，灶火的心智受到了双重的压抑，一方面是农村本身的愚昧和落后，这是每一个农民都要面对的;但他还有另一层压抑，是一般的农民不会承受的，这就是由于他曾进入到革命队伍，刚刚接受一点革命的训练，使他不得不面对“左”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压抑。双重的压抑使他曾启开一道缝隙的心灵关得更加紧闭了。在千篇一律的生活中，他的生命都失去了应有的光泽和色彩。更可怕的还是，他关闭了生命的动力阀，他的思想永远停留在过去的时光，对一切新的变化都不能接受，这一点他甚至连一个普通的农民都不如。显然，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一位革命老人，这在当时的确是属于比较“出格”的。
铁凝在这篇小说中还表达了一个很前沿的观点，她从人性的角度去反思和批判历史的“原则”时，她是把女性身体视为人性觉醒的重要契机。小说有一个核心情节，就是灶火从农村参加到抗日的独立团，他从蒙昧向文明的人性觉悟，首先是与小蜂几位姑娘的到来直接相关的。小蜂被指派做他的帮手后，他的行为和情感就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铁凝特别设置了有关身体的细节，如灶火背小蜂过河，最重要的细节是“河湾事件”。灶火有一次在河湾休息时，无意间看见了小蜂两位女子在裸体洗澡。这使他有一种罪孽感，恐惧感，担心受到处罚。但小蜂在对待这件事情上很不一般。当她发现岸上有人时只是惊诧地从水里蹿了起来，反而把自己的身体暴露无遗。当她发现趴在堤上的是灶火时，并没有什么异常之举，反而很平静地说要帮灶火把车推回去。在讨论他入党的会上，小蜂根本没提这件事，还积极同意灶火入党。当她调离独立团时，本想与灶火告别，但她没有这样做，因为“她唯恐给这个大手大脚的炊事员再遗留下什么不愉快。河湾里那次不愉快事件她总认为是她给他留下的。”这些描写给我们这样的暗示：小蜂作为灶火的启蒙者，以一种自然的心态对待自己的身体，这种自然的心态既是非伦理化的，也是非社会化的，体现出一种生命意识的自在性。尽管铁凝在这方面没有展开，但它无疑涉及身体与生命、人性的话题。身体不仅是生理的，也是伦理的，更是与生命意识的觉醒有关的。这个话题在八十年代后期已经变得泛滥成灾，但在1980年的中国文学界可以说还是空谷足音。从这个角度看，我以为，那位老作家批评这篇小说是“色相迷人”，还真是说到了点子上。他既看到了小说中所包含的女性身体的意识，也一针见血地指明了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犯规”的，因而肯定是不会被接受的。但是，正因为铁凝敢于“犯规”，她的创作才会不断地出新。
绵软的倔强
铁凝待人接物表现得很随和，也很谦逊。但她内心又是很倔强的，特别是对于文学，她有自己的追求和理解，她不愿意随大流。但她也不会刻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叛逆者。她的倔强是一种绵软的倔强。因为她对文学有自己的主张，为此她挨了不少批评。面对批评，她的绵软的倔强起作用了。她的社会职务约束着她必须在言论上与政治保持一致，但她仍然智慧地以悬置的方式化解矛盾冲突。在1980年的时候，她就因为《灶火的故事》遭到老一辈文学家的严厉指责，《那不是眉豆花》也给她带来较大的不安，即使是《没有纽扣的红衬衫》这篇获奖小说也多次成为人们攻击的靶子。还有一些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同志，认为铁凝的小说有很严重的政治思想问题，把她的小说复印下来，送呈省委领导，希望加以严肃批判。大概是1986年前后，政治气候骤然降温。铁凝当时还住在保定，有一天接到省里一位她尊敬的长者的一封信，信上没有往常亲切的话语，只写道你方便的时候到石家庄某某地方来。第二天，她去了石家庄，在有关部门的办公室里，两位领导人物很正式地和她谈话。领导人物说你的思想还有些问题，你得检查一下你的创作思路。铁凝不服气，辩解说她太欢迎清除精神污染了，她的小说就是反精神污染的。两位领导又问她今后准备怎么办。铁凝回答说她准备学习马列，而且要读马列的原著。领导说今天下午就有一个关于马列主义的讲座，你去不去听。铁凝问，这是组织的安排还是你们的提议。领导说当然组织不能强迫，这是我们的提议。铁凝说，既是你们的提议，那我不打算听，我还要坐火车回家呢。你们还有事吗？领导说没有了。铁凝说那我就走了。她转身走出办公楼。铁凝在压力面前倔强地坚持自己的原则，但是当她走到大街上，她失声哭了起来。后来，在一次采访中，铁凝向我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这个时候我哭了。我在街道上一边走一边哭，当时我突然想到人生竟是这样的，竟是这样无情的。坐到公共汽车上，我就非常想家， 觉得我的家庭才是我的后盾，我的作品没有什么精神污染，而我的父母相信这一点。到了火车站，我看时间还充裕，就走进站边的商店，我一下看见了酸奶，我非常爱喝酸奶，我就买了两瓶，坐在那儿喝。喝完奶，我的心情也好转了。”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喝酸奶的细节，因为两瓶酸奶，就使铁凝从沉重的、严肃的政治压抑中摆脱出来，她的心情一下子就可以由阴转晴。这说明热爱生活是她的重要的精神支撑，面对生活中那么有意思的情趣，她可以释放精神的烦恼，会开足向前走的马力。热爱生活，乐观地面对生活，这也是铁凝调适各种现实矛盾的武器。
当然，铁凝面对冲突并不是单纯地采取悬置的方式，她也利用适当的机会为自己的写作争取合法的权利。在这方面她也发挥了自己的社会身份的作用，这时候，她就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写作说话了，而是为整个文学说话。1984年，河北省委曾组织过一次全省青年作家座谈会，省委的主要领导同志也来参加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铁凝发言说，我作为一名青年作者，常年来我写作时总有一种鬼祟感。铁凝的发言引起领导同志的重视。高占祥当时是河北省主管文教的副书记，他出席了这次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他提出了河北文学有一个“松绑”的问题，要给作家的心情“松绑”，也要给文学创作“松绑”。
将内心自由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将社会化的铁凝与个人化的铁凝重叠起来，说起来十分简单，但面对非常具体的现实问题要真正实现这一点，就不能不承认这是很艰难的。铁凝努力这样去做，这样，她在人格统一的前提下，保持著自己的三重身份角色，这三重身份角色分别是：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她的三重身份角色的相互谐调、相得益彰促成了她思想的成熟，也是她在文学道路上能够比较稳健地向前迈进的重要基础。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要使这三重身份特别是前两重身份和谐统一而不发生异化，这是一种很高的人生智慧。1987年，铁凝当选为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毫无疑问，这在中国当代的文化语境中，意味着一种很高的政治荣誉。她出席党的十三大的时候，正是她写作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臻入佳境的时候。党代表，《玫瑰门》，乍看起来，这两个意象很难拼接在一起，但是，铁凝巧妙地将二者衔接起来，不仅被文学界接受，也被政治界接受，当然更被广大读者接受。《玫瑰门》是一部充分彰显铁凝文学个性的作品，而且也是一部涉及敏感话题的作品，但铁凝将其处理得恰到好处，把握了话语刺激的临界点，这显然是几种身份融合到一起的自觉意识给予铁凝的神助。铁凝的三重身份其实也是给自己提供了三种观察世界的视角，这有助于她把问题看得更为立体，更为复杂。
美术的眼睛
铁凝的父亲在她童年起就想把她培养成美术人才，父亲的努力也没有白费，所以铁凝一直热爱美术，并且具备非凡的鉴赏美术的才华，她在美术的薰陶中也获益非浅，美术给了她一双对色彩和线条特别敏感的眼睛。如果说文学偏重于思想的话，那么，美术使她更好地捕捉到思想的表情。事实上，她文学上的许多灵感就直接来自美术。《大浴女》的书名无疑取自塞尚的画。她从塞尚所画的一群“半人半树的女人”那里看到了画家对“古典主义的‘美人画”的反叛，她由此确定自己所要表达的小说主题，即像塞尚那样“摆脱传统的‘完美，摆脱古典主义和浪温主义早已作过的深度，去寻找一种新面孔，新的形体，新的‘人。”这就是她所塑造的尹小跳。八十年代，铁凝曾为自己的突破而困惑，又是莫奈的画触发她的灵感，使她有了《麦秸垛》的构思，既应合了当时的文化寻根热，又与这股文学潮流保持着适度的距离。美术，成为铁凝手中极为有用的材料，她常常像玩魔术般地搬弄她的美术感觉，给她的小说带来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在《无雨之城》里，不单纯是设置了一个眼高手低、趣味低俗的画家舅舅，也不单纯地用地道的美术知识打扮出一个市侩化十足的南洋画廊老板闵先生铁凝还在不经意间表现出她对美术的独到见解。比如，铁凝凭着对人体画的理解，表现出不同人物的思想差异。陶又佳是一个追求艺术情趣、崇尚典雅精神的知识女性，她对艺术有良好的鉴赏力。所以她能讲出东南亚美术市场的口味：“他们需要的是画得像，画得甜，画得腻，而且——最好再有点俗。尤其对于女人体，他们更在意甚至你连毛都得一根根画出来。”而大大咧咧、对美术一知半解的丘晔则只能从画上看点儿热闹，所以她看画册，只对“把那毛画得就特真”留下了印象，但她自己也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出自己的印象，就反问陶又佳这是不是叫俗。在我看来，陶又佳有一段关于毕加索的议论，更能见出铁凝不同凡俗的艺术见解。陶又佳在县城旅店的的墙上看到旅客留下的赤裸裸地宣泄着色情的“字画”，“它们对于人类那种行为描绘的直接性和自由性使她‘眼界大开，她不知世界上还存有这样一种‘艺术形式。她想，人在一种特殊心态的强烈驱使下，或许谁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的，对于绘画，世间好像根本不存在会画不会画的问题。”这简直是一个艺术心理发生学的引言了。更为叫绝的是，陶又佳关于厕所文艺与毕加索的关系的议论：“那些东西都是人的真实感情的流露，流露得那么没有顾忌。他们本不是画家，在那么一种心态和那么一种规定情景下，竟能噌噌噌地画出那么生动的画，我实在觉得奇怪。于是我就想，最高的艺术和厕所里的那些低俗玩艺儿到底有没有必然联系。你就说毕加索吧，我看他就很可疑。你再说他的艺术高不可攀，现今一张作品卖千百万美元，我左看右看总觉着和厕所有联系。”这样的议论应该说很精彩。这精彩议论出自铁凝。铁凝往往对自己所钟爱的人物有特殊的关照，其关照之一就是把她的一些精彩见解转交给这些人物。陶又佳就经常得到这种关照。当然你也可以说这议论不过是从性欲原动力的角度来理解艺术的，算不上新东西，弗洛伊德早就作了深刻的理论阐释。问题还在于，铁凝要和毕加索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她看到艺术在神圣外衣下面的最世俗的本质。在九十年代初，毕加索作为西方现代派大师，还是人们顶礼膜拜的人物，人们宁愿以“皇帝的新衣”的思维去接受之，不敢轻易怀疑，惶论拿大师开玩笑。从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铁凝的个性。同时，这些议论也缘于铁凝对于自己艺术鉴赏力的自信。
后来，铁凝专门写了一本鉴赏美术的书：《遥远的完美》。在这本图文并茂的书中，铁凝挑选中外绘画作品100余幅，不论名气大小，大致以年代为序随意编排。以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开篇，而用自己父亲铁扬先生的《馒头祭》煞尾。既有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像》、罗丹的《思想者》等世界名画，又有名不见经传的佚名作者画的武强年画《连环计》;既有后期印象主义大师高更的《永逝不返》、凡·高的《向日葵》等，又有现实主义大师列宾的《伊凡雷帝杀子》、苏里柯夫的《在贝列雪夫的缅希可夫》等;既有最具先锋性的立体主义代表人物毕加索的《女人画像》、超现实主义代表人物达利的《记忆的延续》等，又有传统的黄宾虹的《宋王台——粤游写生》、周昌谷的《仕女图》等。铁凝自由自在地以自己的喜好来选画，更重要的是，她的文字也是自由自在的，“我想我愿意想的，我写我愿意写的，我在绘画和画家中间走来走去，心里充满感激”。可以说是作为作家的铁凝与中外古今的画家们的心灵交流与对话。通过这一篇篇精心撰写的艺术随笔，我们再次发现铁凝在美术上的识见。比如，她从近900年前宋徽宗赵佶的《瑞鹤图》的“有别于中国画的章法，以及它那颇为大胆的用色”上发现了宋徽宗的先锋意识;在勃鲁盖尔的《疯狂玛格》中体会到了“一场中世纪女性的彻底革命，一场女性的集体狂欢”;从塞尚的《大浴女》体会到了“世间万物的大谐和”，发现了女人与森林的合一，“她们广大，深奥，同时呈现出安定感和永恒性”。虽然铁凝谦虚地表示，她因为学养不足所以不敢“对绘画作貌似内行的技术性分析”，但她在这本谈美术的书中旁征博引，足见其对中外绘画史及各种绘画流派和风格烂熟于心，因此她会非常推崇库尔贝的一幅不很有名的画《为死者化妆》，并能从中看出几乎一百年后的巴尔蒂斯对这幅作品的“赤裸裸的借鉴”，她由此得出结论：“使巴尔蒂斯确立风格和审美取向的最重要的资源，来自库尔贝;在绘画的内在精神上与之最能沟通的，是库尔贝。”当然铁凝把巴尔蒂斯称之为“成功的‘剽窃者”，认为“他用大师不经意的‘下脚料铸就起自己的辉煌，并使自己成为大师”。在这本书中铁凝谈到两位“成功的‘剽窃者”。另一位是马奈。铁凝将马奈的成名作《草地上的午餐》与雷蒙迪的版画《帕里斯的判决》并置在一起比较，然后指出前者对后者“简直就有抄袭之嫌了”，但她同时认为：“就算《草地上的午餐》完全抄袭了《帕里斯的判决》的构图，或者说马奈只给其中的几个人‘穿上了衣服，但《草地上的午餐》由于宣布了马奈那带有革命意味的现代意识，所以在美术史上仍然有着它不可替代的价值。”
世界文学的眼光
铁凝从新世纪之后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这一特殊身份使铁凝的文学实践更能折射出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特征。铁凝作为新一届的主席，显然与前两届主席有着明显的不同，不同之一是前两届主席都是以德高望重的身份获得这一职务的，而铁凝就任主席时要比茅盾和巴金就任主席时的年龄年轻得多，这就意味着她不是以自己的威望而必须以自己的实干来开展工作，否则不可能得到众多作家的认同。不同之二则在于铁凝所处的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前两届主席基本上是处于冷战时代，而铁凝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对话和交流的全球化时代。因此，从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角度说，铁凝比她的作协主席前辈更为幸运。关键是，铁凝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铁凝身处中国作协主席的位置，让她有了世界性的视界，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把中国当代文学推向世界，让世界各国的读者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她当选作协主席不久，一些国家驻中国使馆的文化官员，也包括一些大使，先后到作协来拜访，他们在拜访中都表达了愿与中国作家展开更多文学交流的愿望。这更加坚定了铁凝的想法。一封美国作家的来信，让铁凝的想法变成了具体的行动。这是一封来自美国作家聂华苓女士的祝贺信，聂华苓热情祝贺铁凝当选为新一届的中国作协主席。聂华苓同时还在信中邀请中国作家加入到“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中，她热切期待“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能与中国作家协会合作。
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the University of Iowa，简称IWP）是由聂华苓及其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共同于1967年创立的，这是全世界首个由一间大学举办的全球性作家交流计划，第一届“国际写作计划”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国的12名作家。自成立以来，已有超过115个国家及1，000个作家获邀到访爱荷华大学，参与国际写作计划。1979年中美建交，“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举办了第一次“中国周末”。之后的10年间，余光中、梁牧、王文心、白先勇、萧乾、艾青、陈白尘、茹志鹃、王安忆、吴祖光、张贤亮、冯骥才、汪曾祺、北岛、阿城、刘索拉等都参加了这个“国际写作计划”。写作计划为期三个月，鼓励获邀的作家参与大学课程，安排各种座谈会、阅读会等。1989年以后，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与中国的合作中止了。这一次聂华苓主动提及再次合作的事宜，铁凝非常兴奋，她觉得这就是自己所说的义不容辞的事情，也是中国作协应做的“大事情”。在铁凝的努力下，中国作协很快与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建立起经常性的联系，双方最有开创性意义的一次合作是在几年后的2011年，以往都是中国作家走出去，这次选择让美国作家走进来，美方组织了9名美国青年作家来中国进行文学旅行。中国作协选出9名中国青年作家和美国作家共同旅行，大家一起参观访问，然后写出自己的感受，分别翻译成中英文，聚在一起朗诵、讨论。铁凝说：“他们能由彼此陌生的相互试探变成一种感情上相互的渐渐了解，由此能看到彼此很多的差异。这对作家是个浪漫而又具体的文学体验。”
与海外作家进行文学交流，这当然是中国作协主席应该承担的一项重要工作。但铁凝并不是将此当成一项事务性的工作来对待。随着与世界的对话越来越频繁，铁凝愈发意识到，文学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而言，具有政治、经济都无法替代的独特功能。2009年，具有世界影响的“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将中国作为主宾国，中国作协派出了由一百多名作家组成的强大阵营，在书展现场举办了近八十场文学活动。中国文学借助法兰克福书展的舞台，做了一次精彩的亮相。这是与铁凝的努力密不可分的。在最初的规划里，只要求中国作协选派几位作家参加本次法兰克福书展的活动。铁凝认为，既然法兰克福书展确定中国为主宾国，我们就应该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展示中国当代文学的风采。她提议邀请一百多名作家参加书展。铁凝的提议得以实现。在书展现场，铁凝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相信派出如此大规模的作家阵营来参加国际书展，将会产生积极的意义，但她同时也强调，这种意义不会随着作家的突然到来就马上产生，这将是一个慢慢产生的过程。所以走出这一步非常重要。铁凝还专门引用了一位名人的话说：你要想了解一个民族，最好和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去读这个民族的文学作品。她确信这是很多人的共识。所以铁凝怀有极大的热情去推进中国文学走向世界。举办汉学家翻译国际研讨会，应该是一个极具建设性和主动性的大手笔。汉学家是一个翻译词，英语为sinologist，西方将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统称为汉学家。汉学家往往也是一名翻译家，大量的中国文学作品就是通过汉学家翻译成不同的语言的。因为工作关系，铁凝接触了不少的汉学家。她发现汉学家多半都是孤军作战，势单力薄，中国作家协会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在铁凝的提议下，中国作家协会决定举办汉学家翻译国际研讨会。首届国际研讨会于2010年8月在北京召开，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日本、俄罗斯、意大利、荷兰、乌克兰、韩国、埃及等十几个国家的30余位汉学家参加了会议。铁凝在研作家协会向大家承诺：“我们乐于帮助译者联系中国文学作品的作者和出版商，协助解决版权;我们乐于帮助译者申请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出版资助;我们乐于连续不断地在汉语的故乡接待大家，为大家创造和提供更多的与中国作家接触、交流的机会。”曾经翻译了余华《活着》的美国汉学家白睿文则以这样的倡导作出了回应：“让我们一起开拓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新的道路吧！”由中國作协举办的汉学家翻译国际研讨会每两年就举行一次，到2014年已经举办了三次。文学是了解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最好渠道。就是在汉学家翻译国际研讨会上，“解读中国故事”，作为一个鲜明的主题被提了出来。中国作家用汉语讲述着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神奇故事。但不懂汉语的人感受不到中国故事的魅力。因为有了翻译，世界各国的人也能够听懂中国故事了。所以铁凝把翻译比喻为“连接人与人心灵和友谊的彩虹”。
中国作协的对外文学交流不仅越来越频繁，而且交流的空间也越来越扩大，交流的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多样。比如与其他国家合作，举办两国作家的文学论坛，先后就举办了中俄、中韩、中美、中德、中法文学论坛。比如举办国际作家写作营，这也是中国作协这些年扩大国际文学交流的一个重要举措。从2009年起，中国作协相继在江西庐山、河北唐山和天津举办了国际写作营，每一次国际写作营，会邀请一二十位海外作家，与中国作家一起进行文学对话和交流。在这些活动中，我们都能看到铁凝的身影，她也为此花费了极大的心血，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她越来越相信文学的神奇作用。她曾写过一篇散文介绍了她与泰国公主诗琳通的文学交往。诗琳通读到铁凝的中篇小说《永远有多远》，非常喜欢，并想将这篇小说翻译成泰文，她通过她的中文老师征得了铁凝的同意。2014年，诗琳通来北京，将她翻译的《永远有多远》的泰文版图书赠送给铁凝。铁凝特意将两人的会见地点安排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和鲁迅文学院。为的是更好地向诗琳通公主介绍中国的文学。诗琳通不仅翻译了这篇小说，还因为这篇小说，她专门在泰国修了一条北京胡同，在这条北京胡同里，就能买到铁凝在小说里写到的北京小吃。铁凝感慨道：“文学的影响就是这么微妙和奇特！”
铁凝并不是一个眼界闭塞的作家，也不回避新时期以来不断冲击过来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潮，在她的创作中同样能够发现她向现代派学习的痕迹。但她对这种学习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她不想因此而把自己的本来面目都遮掩掉了。而她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对于人类的精神价值有了新的认知。她意识到，与世界文学对话，并不是要求人们都换成同一种叙述腔调，同一种结构方式，而是对世界怀有相同的心理感应。铁凝后来多次给别人谈到她80年代第一次访问美国的一段经历。1985年，铁凝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赴美国进行文学交流。这也是铁凝第一次踏出国门。在一次与美国的作家、批评家以及读者座谈的活动中，一位美国青年从铁凝的简介中得知她的《哦，香雪》获得了全国的短篇小说奖，便请求铁凝讲一讲这篇小说。但铁凝认为她写的是中国一个偏远山区里的故事，一个乡村的小女孩从来没有见过火车，而一个在现代化都市中长大的美国青年不可能听得懂这样的故事。所以她不愿意讲。但美国青年执意要听铁凝讲故事，铁凝身边的美国翻译也表示非常想听。铁凝有点不情愿地讲了。她想尽快结束在她看来不会受到大家理解的讲述，铁凝讲完以后，在场的人热烈地鼓起掌来，那位美国青年还特意对铁凝说：“请你相信我，我听懂了你的故事，它让我很感动！”这让铁凝感到很意外。另一位参加活动的美国某杂志的主编告诉铁凝，这决不是人们说的客套话，并很严肃地对铁凝说：“你知道你的这篇小说为什么打动了我们吗？因为它表现了人类的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这句话深深铭刻在了铁凝的心里。担任中国作协主席后，铁凝在开拓文学交流的过程对这一点体会尤深，她有了一种自觉的和自主的比较意识，总是在不同文化之间寻找异同，用铁凝自己的话说，她是要“在差异性对话和时空的神奇拓展中，享受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学共同的魅力。”
铁凝在多次场合中表达了这一意思，并不断地将这一观点加以深化。比如2009年在巴黎举行的首届中法文学论坛上，她就以这一观点作为自己演讲的主旨。她演讲的题目是“桥的翅膀”。她分别讲了三个关于桥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一个摄影记者孤身在山中遭遇到狼群时脱险的故事。危急中记者来到了一座桥边——但不是真正的桥，而是架设在两山之间的一条水槽，记者终于凭借这条水槽爬到了对岸。修建水槽的目的并不是桥，但求生的愿望将它变成了桥，铁凝感慨道，一个作家应该有能力使自己的写作遭遇危机，这样“才有可能遇见创造之路上的山谷水槽——那逼迫你打破常规的桥”。第二个故事是关于两位法国画家的艺术借鉴的故事。铁凝从巴尔蒂斯的画中发现了另一位画家库尔贝的痕迹，铁凝认为，巴尔蒂斯是一个成功的“剽窃者”，他在库尔贝的一幅并不被画家自己重视的画作中《为死者化妆》中敏锐地把握到了库尔贝不经意流露出的现代意识，并将其发挥到极致。铁凝说：“我在这当中看见了一个大师从他的前辈那里‘借到了通向自己的潇洒湖海的桥”。在第三个故事里，铁凝讲述了她是如何从传统戏曲里吸取艺术营养的。铁凝介绍了她家乡河北的一出地方戏《借髢髻》，在这出戏里，两个女人絮絮叨叨，却能让观众听得一点也不厌烦。铁凝从中深受启发，她说：“在我的一部长篇小说里，当我想用说话来表现某个人物的复杂内心时，《借髢髻》成为我和我的人物之间的桥梁。”可以说，铁凝用三个故事为人们“建造”了三座不一样的桥，这三座桥都在告诉人们一个道理：“文学的目的不是发明桥，但好的文学有资格成为桥，它所抵达的将是人的心灵深处，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情感的相通。”
在这三个故事里，我们也体会到铁凝是如何享受“不同文化背景下文学共同的魅力”的，特别是第二个故事里，既涉及到不同文化背景，而且也涉及到不同艺术领域。铁凝并不是以一个美术专家的身份来评价巴尔蒂斯的艺术风格的，我们从这里可以体会到铁凝的非凡的美术鉴赏才华，而铁凝也以此证明了，即使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但因为“情感的相通”，使她与巴尔蒂斯有着同一双分辩艺术的眼睛。
在文学交流的场合，铁凝还愿意与其他国家的作家们分享她为自己所建造的文化之“桥”。在第三届中韩日三国文学论坛上，铁凝就在她的演讲中告诉在座的作家们，她的一个短篇小说《蝴蝶发笑》，就是因为她读到一个韩国的故事后受到启发，产生了灵感。她说：“十几年前我在韩国曾读到报纸上一则故事：一个年轻人的自行车坏了，他想扔掉再买辆新车。祖父对他说，你应该学着修一修自行车。年轻人对祖父说，如今谁还会自己修自行车啊。祖父说，如果你的什么东西坏了都是一扔了事，那么有一天你的脑子坏了你也要把脑子扔了吗？灵魂出了事你也要把灵魂一扔？这个朴素的故事引发我写了短篇小说《蝴蝶发笑》，我觉得那位韩国祖父和晚辈的对话其实涉及到现代人如何唤醒处理自身种种难处的能力，还有对进步或者是退化的困窘和疑惑。”显然，铁凝拿起这份韩国的报纸时，她不是简单地读一个故事，而是把这个故事当成了一座桥，她成功地从这座桥上走了过去，走向“人的心灵深处”。
在与世界各国的作家进行交流和对话的过程中，培育起了铁凝更自觉的世界文学的眼光。铁凝也曾向国外的作家介绍过她的世界文学之旅。比方在韩国首尔举行的首届东亚文学论坛上，铁凝坦率地谈到她年轻时阅读世界各国文学经典的经历，她说：“自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在阅读中国和外国文学名著并不能公开的背景下，我以各种可能的方式陆续读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普宁、契柯夫、福楼拜、雨果、歌德、莎士比亚、狄更斯、奥斯汀、梅里美、司汤达、卡夫卡、萨特、伯尔、海明威、厄普代克、川端康成……等品貌各异的著作。虽然那时我从未去过他们的国度，但我必须说，他们用文学的光亮烛照着我的心，也照耀出我生活中那么多丰富而微妙的颜色——有光才有颜色。”毫无疑问，这样的阅读就像是给铁凝配上了一副世界文学的眼镜，也使她自己的文学写作有了一个更大的参照系。既然铁凝乐于将她非常欣赏的法国画家巴尔蒂斯称赞为成功的“剽窃者”，那么，她阅读了这么多的世界文学的经典作品，她当然也会尝试着做一名成功的“剽窃者”的。的确，我们能够从铁凝的作品中，发现这些世界文学经典的蛛丝马迹。但铁凝作为“剽窃者”也如同巴尔蒂斯一样是成功的，也就是说，她不过是将世界文学经典当成了一座又一座桥，最终她要通过这些桥到达“自己的江河湖海”。也因为有了这一座又一座的“桥”，也使得铁凝自己的文学世界更加敞开，即使是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也能便利地抵达铁凝的文学世界。不妨以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对铁凝作品的解读为例子。大江健三郎与不少中国作家都是好朋友，也读了不少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他很喜欢铁凝的小说。有一年，铁凝去日本访问，大江健三郎和夫人特别邀请铁凝去他家做客。在交谈中，大江健三郎谈起他读过铁凝的长篇小说《大浴女》，小说中的情节他记忆犹新。大江健三郎特别对小说中的三个女性人物的设计印象深刻，他认为可以把这三个人物年成是同一个形象，“都是在绝望当中寻找希望”。正是这一点打动了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說他就是一个绝望的人，但他仍然在寻找希望。大江健三郎非常欣赏这三个人物中的一个不良少女的形象，他称赞铁凝对这个形象的构思，他说：“不良少女的母亲是位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磨难。她在绝望的处境中仍然要给她的女儿留下希望。在自杀之前，她把希望留给了女儿，女儿凭借着这份希望得以继续生活下去。这种描写太了不起了，也只有铁凝先生做到了。”在这次交谈中，大江健三郎还谈到了莫言等其他中国作家的作品，最后他感叹道：“毫无疑问，在未来三十年之内，中国文学将会在世界文学中占据一个中心位置。铁凝先生您需要做的就是，在三十年期限到来之前写出更优秀的长篇小说。”
铁凝对世界文学有着自己的认识。她说过这样一段话：“文学本无国界，只要全世界的作家都有自己的一块文学土地，连接起来将无边无际，丰富无比。”我觉得这就是铁凝对世界文学最形象的描述。世界文学是一块又一块的文学土地连接起来的，每一位作家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每一块土地上的作家都是不同的——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在铁凝的描述中应该包含着无数的桥，因为这无数的桥，让每一个作家都能够从自己的土地走向其他作家的土地上。铁凝非常看重“桥”的喻义。她和人们讨论文学交流时多次使用到桥的比喻。在中国作协的一次文学创作座谈会上，她发表了题为“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的讲话，她在讲话中再一次谈到文学具有桥的作用，她说：“在世界仍然被各种政治的、文化的偏见所分隔的时候，当一种文化企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时候，文学让万里之外的异国民众意识到，原来生活在远方的这些人们，和他们有着相通的喜怒哀乐，有着人类共同的正直和善良;文学也会使他们认识一个国家独特的文化和传统，这个国家的人民对生活有自己的理解和安排，他们将在这种差异中，感受世界的丰富和美好。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通向一个和谐世界的重要桥梁，因为文学使如此不同的人们心灵相通。”铁凝心目中的世界文学，既包含着统一性，也包含着差异性;既包含着个人性，也包含着对话性。铁凝就是带着这样的世界文学的认知走向世界文学的大舞台的。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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