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在北大西门的畅春园，每天写作八个小时，进展非常顺利。我清楚地记得，2006年4月29日，小说已完成了前两章，计有18万字。我原来的设想是写到25万字。我觉得，这是一部长篇小说合适的篇幅——这也是《花腔》删节之前的字数。偶尔会有朋友来聊天，看到贴在墙上的那幅字，他们都会笑起来。那幅字写的是：写长篇，迎奥运。我不喜欢运动，却是个体育迷。我想，2008年到来之前，我肯定会完成这部小说，然后就可以专心看北京奥运会了。
那天晚上九点钟左右，我完成当天的工作准备回家，突然被一辆奥迪轿车掀翻在地。昏迷中，我模模糊糊听到了围观者的议论：“这个人刚才还喊了一声完了。”那声音非常遥远，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稍为清醒之后，我意识到自己还活着。后来，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他们一句话也不说，硬要把我塞上车。那辆车没有牌照，后排还坐着两个人。我拒绝上车。我的直觉是，上了车可能就没命了。
第二天上午，我接到弟弟的电话，说母亲在医院检查身体，能否回来一趟？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地攫住了我。我立即回到郑州。母亲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的腿怎么了？”此后的两年半时间里，我陪着父母无数次来往于济源、郑州、北京三地，辗转于多家医院，心中的哀痛无以言表。母亲住院期间，我偶尔也会打开电脑，写上几页。我做了很多笔记，写下了很多片断。电脑中的字数越来越多，但结尾却似乎遥遥无期。
母亲病重期间，有一次委婉提到，你还是应该有个孩子。如今想来，我对病痛中的母亲最大的安慰，就是让母亲看到了她的孙子。在随后一年多时间里，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是生，什么叫死。世界彻底改变了。
母亲去世后，这部小说又从头写起。几十万字的笔记和片段躺在那里，故事的起承转合长在心里，写起来却极不顺手。我曾多次想过放弃，开始另一部小说的创作，但它却命定般地紧抓着我，使我难以逃脱。母亲三周年祭奠活动结束后，在返回北京的火车上，我打开电脑，再次从头写起。这一次，我似乎得到了母亲的护佑，写得意外顺畅。
在后来的几年时间里，我常常以为很快就要写完了，但它却仿佛有着自己的意志，不断地生长着，顽强地生长着。电脑显示出的字数，一度竟达到了二百万字之多，让人惶惑。这期间，它写坏了三部电脑。但是，当朋友们问起小说的进展，除了深感自己的无能，我只能沉默。
事实上，我每天都与书中人物生活在一起，如影随形。我有时候想，这部书大概永远完成不了。我甚至想过，是否就此经历写一部小说，题目就叫《我为什么写不完一部小说》。也有的时候，我会这样安慰自己，完不成也挺好：它只在我这儿成长，只属于我本人，这仿佛也是一件美妙的事。
如果沒有朋友们的催促，如果不是意识到它也需要见到它的读者，这部小说可能真的无法完成。今天，当我终于把它带到读者面前的时候，我心中有安慰，也有感激。
母亲也一定想知道它是否完成了。在此，我也把它献给母亲。
十三年过去了。我想，我尽了力。
李洱，作家，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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