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一直患病住院。他不会发短信，只会看短信、回电话。4月21日上午，我发短信给他：“陈老师好！很想念您，却不知道方便不方便拜望。方便的话，随时召唤。方英文。”因为他不会储存姓名号码，电话响了没法辨认谁来的。所以我每次发短信给他时，总要落款名字。若在过去，他一见我的短信总是及时回电。可是这回，一直没动静。我想事情不妙，便将平时的静音设置调回正常，以免错过他的回电。夜里十点半，电话才响起，显示陈忠实，接听却是他女儿的声音：“方老师，我父亲病重，暂时不能见人。他要我转告你，谢谢你的关心。”这是我与陈公最后的交往，间接的交往。
想起最后一聚。陈公病后，朋友们总想去看望他，却又怕给他添负担与劳累。且人有尊严与护美本能，不愿让自己的病容传染朋友们难过。所以我们几个好友，便不定期给他发短信请安。去年10月10日清早，他让人打来电话，说晚上请几个朋友吃泡馍。一听很高兴，因为只有健康的人，甚至壮汉，才能吃泡馍啊！“陈老师还在电话里强调道，谁要抢着买单，谁就别来！”老汉一生大方，厚道，不要逗出他的倔劲来。
地点在西安古城东门外的老孙家泡馍馆，楼上包间。我一进去，发现已到两三人。陈公碗里的一个馍，早己掰得细碎，非常行家。说明他做东，他便最早到场。“方老师怪事啊，我前阵子啥都不想吃，却忽然想吃泡馍了！”他那驰名天下的皱纹脸上，显出孩童般的笑意，“真能吃？我试火了一回，能吃！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同吃。”
陈公不大幽默，却欣赏幽默。每次见面，总要与“方老师”说笑话的。语言是有调值与色彩的，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说话频道，算是“说话专线”吧，不会与第三人发生。他与我说话的调值与色彩，含着逗乐的成分。大家陆续来了，我记得是这么几位：邢小利、仵埂、朱鸿、刘炜评、王西建。两位女士是张艳茜、严琳。我坐陈老右边，仵埂坐左边。见两位女士进来，我站起来说：“以陈老师对于文学事业的卓越贡献，吃饭时理应左芙蓉、右芙蓉啊。”他一把将我拽摁归座：“你甭动！”
他早就不喝酒了。病后因为化疗，更不能喝酒。但他自带了白酒红酒，吃力地，像贤惠女人般劝大家喝好，眼神满含着柔和慈弱。行文至此，我得擦眼泪。大家事先沟通过了，饭桌上别说病，尽量一如往常地说闲话。
他只掰了一个馍，煮出来也就半碗。我假装满不在乎，实际上细心观察他如何吃，又能否吃完。谢天谢地，他吃完了！
他依旧抽烟，黑卷烟。不过是细的，短的。大家劝他别抽了，我说放开抽，没事。抽了就舒服，舒服了就健康。他大加欣慰，笑意盈颊。散席时，我要帮他拎包，他不让。那个形影不离的黑皮包，依然鼓鼓的，旧得满是皴痕裂斑了。但凡接触过他的人，都熟悉那个黑皮包。黑皮包之于他，犹如佩剑之于武士。楼下告别时，他的车停在马路对面。他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我要扶他过马路，他推掉我的手，说不用。那一瞬间我想了，啊，这是英雄气质。英雄不需要关照。英雄羞于受助。英雄的天职唯有付出二字。我一直目送他的背影，那体重业已不足九十斤的，英雄的背影。他那摇晃倾斜的背影，走向等候他的小车。灯火阑珊，斑影如筛。
六年前，我在写他的那篇《多好的老汉》一文里，记录了他说过的原话：“我用序言怀念他们，他们活着，看了，多好！他们死了我再写文章，只让家属子女看，跟死者，你说说看，有什么关系？”我微信里也宣布：在他离世后也就不写他了。可是编辑死缠活追，非逼我写。遂有此文。
摘自《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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