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坚

　　王素与蔡襄、余靖一起，被史官并称为“昭陵贤御史”（宋仁宗赵祯的陵墓名曰“永昭陵”，“昭陵贤御史”犹言宋仁宗时的贤御史——作者注）。见诸《宋史·王素传》的王素“请罢不急之赏”，可谓这位“贤御史”之“贤”的一个显例。当时的情势，用蔡襄的话说，叫做“生民困苦，四夷骄慢”，国家内忧外患，边境很不安宁，急需用钱的地方很多，朝廷上下却是挥霍无度，没有节制，“中外无名之费”数倍增长。“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这条兴衰规律，王素是懂得的。他本来就对这种状况感到不安，认为“非急者”应当尽量省略，偏偏碰上皇子出世，朝议为此提升百官，奖赏三军以为庆贺，诸如此类的直接关系到皇家“脸面”的事，有宋一代不乏先例。王素心无旁骛，胸有定识，认为如此“庆贺”当属“非急者”无疑，于是便有谔谔之言：“今西夏畔涣，契丹要求，县官之须，且日急矣。宜留爵秩以赏战功，储金缯以佐边费。”他的这番话，终使“议遂已”，阻止了一个大规模的面子工程。

　　王素谏“色”，更见其“贤”。《宋史·王素传》记载，“王德用进二女子，素论之，帝曰：“朕真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旧，非他人比也。德用实进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不要小看“素论之”这三个字，此“论”并非泛泛之论，而是“论仁宗纳二女子为非”，王素是较了真的；也不要小看“帝曰”之寥寥数语，因为二女子已“事朕左右”，生米成了熟饭，宋仁宗进退两难，感到无奈，他对王素推心置腹，连“世旧”都搬了出来，当然希望王素能够体谅他的苦衷。然而，对不起，你说“已事朕左右”吗？王素实言相告：“臣之忧正恐在左右”。

　　中国古代没有一夫一妻制，帝王更是三宫六院，嫔妃如云。王德用所“进”之“二女子”能“事朕左右”，自是“色”压群妃，颇得仁宗欢心。然而，美女“事朕左右”之弊，既可使“朕”心猿意马，有碍励精图治；又有“左右”干政之可能，影响决策。这是有许多反面教材可供借鉴的。史上多有论者将此种种悲剧归咎于“女祸”。其实，问题不在“女祸”而在“骄奢”。王素谏“色”，其实就是谏“奢”。制约君王贪“色”图“奢”，正是他作为谏臣的责任，也是君臣关系之大义。因此，王素明知自己谏“色”，夺君所“爱”，极易使“朕”恼羞成怒，依然寸步不让，可見其颇有节操，深明大义，实为难得。

　　王素谏“色”之时，宋仁宗说的“世旧”，即宋真宗与王旦的君臣关系。“王旦当国最久”，辅佐宋真宗的时间最长，“乾兴初，诏配享真宗庙廷。及建碑，仁宗篆其首曰：‘全德元老之碑”。但在王素记忆里，“世旧”之中，当有王旦之痛：王旦因为宋真宗所赐的一坛“御酒”而对那场“天书”闹剧钳口不语，于国于己都有不可弥补的遗憾。于国，导致日后“天下争言祥瑞”，“群臣争颂功德”，毁弃正气，荒废政事；于己，也使王旦为他在关键时刻的沉默付出沉重的代价，以至成为终身遗恨。因此，在谏与不谏之间，他不想重蹈前人之覆辙。

　　在王素与欧阳修、余靖一起被任命为谏官时，蔡襄曾上疏宋仁宗，为“忠诚刚正”之谏官作“好名”“好进”“彰君过”之辨。此三辨，对于宋仁宗而言，不啻是打了一支预防针，“毋使有好谏之名而无其实”；对于王素这般“忠诚刚正”之谏官，也是一种鞭策与激励，使之更具“任职论事，无所回挠”之底气。

　　对于王素之谏，尤其是王素谏“色”，宋仁宗的表现相当不错。他并不认为这是王素夺他之“爱”，让他出丑，而是闻过则改，忍痛割“爱”：“帝动容，立命遣二女出”，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他更没有因此而恼羞成怒，把王素撤职查办，恰恰相反，还“赐素银绯，擢天章阁待制、淮南都转运按察使”。与宋真宗在“天书”闹剧中听谏而不用谏，“嘉其忠而不能从”相比，算是上了一个台阶。

　　谏官制度有其局限性。犯颜直谏是否有效，取决于所谏对象之度量，听与不听，纳与不纳，主动权都在人家手中。然而，将什么都归之于制度，忽略个人之素质，也并非高明之举。像王素这样的“贤御史”，可为历代谏官之楷模。即在当今，能像他那样着眼于大局而不计个人得失向上司直陈己见的，似也并不多见，大可引以为鉴。

　　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