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乃清

　　入冬后的上海夜晚，天色一片暗沉，市廛声也渐趋闲静。

　　一个瘦长男人，从隔壁的作协机关走进咖啡馆。藏青绒帽，灰呢围巾，皮夹克皮包，用上海话讲，噱头蛮好。老板娘迎上前笑盈盈招呼，“金老师真是越来越年轻了。”

　　金宇澄笑笑，“本打算吃了夜饭过来，没想一到单位就忙到现在。手头有5个人的采访，等文稿出来我要昏倒了。”他点了意大利罗勒素面，边呼啦面条边接受采访，其间接了三四个电话。临近年终盘点，《繁花》又拿了不少奖。

　　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灯下数钞票，数清一沓，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拿出一副扑克牌，捻开细看，再摸出一副。接下来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梳齐，全身笔挺，骨子里疏慢，最后，关灯。否极泰来，这半分钟，是上海味道。

　　《繁花》开篇，金宇澄借王家卫电影亮相。有意味的是，两年半后的今天，有消息传来，王家卫读了小说非常欢喜，认为“繁花”这名字取得好，“喜欢里面那么多故事”。

　　“一个阿飞下去了，又一个阿飞上来了。”金宇澄解释《阿飞正传》的结尾镜头，指指一旁圣诞树，“繁花就像星星点点生命力特强的一朵朵小花，好比树上闪烁小灯，这个亮起那个暗下，是这种味道。”

　　2011年5月，金宇澄化名“独上阁楼”，在上海弄堂网论坛发帖，每天几百字的趣人逸事，颇受网友欢迎，不断有人顶帖：“爷叔，后来呢？下文呢？”

　　这些有一搭没一搭的故事，从沪生、阿宝、小毛3个不同家庭背景的上海少年展开，从1960年代讲到1990年代，主人公穿梭于“上只角”和“下只角”，前后牵扯出一百多个人物，包括芸芸众生的情欲、梦想和迷茫，“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冲向终点”，细绘上海市井百态、人性嬗变及历史沧桑……

　　《繁花》一时洛阳纸贵。

　　年过六旬的金宇澄，显然还没习惯被拎出来示众：“比如妙龄女子，肚皮凸出，可以大摇大摆，挺出挺进，游走妇女保健院，我这副样子，讲句戏话，等于一个老女人忽然怀孕，感觉难堪——步态，心情，忽然不一样，这把年纪了，不习惯，不自然。”

　　金宇澄1952年生，土生土长上海人。“50年代父母取名随便，哥哥第一个生，比较忙乱，就叫金芒芒，我是第二个，舒服一点，就叫金舒舒，上海话拗口，很不好听，有资产阶级味道。‘文革时爸爸帮我改掉，取自毛泽东诗词‘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现在这是个陌生名字，有个80后的读者说，大概是韩国人吧。”

　　网上多年“潜水”，“老金”对时下新鲜话题触感锐敏。《繁花》火了，人们才发现，这位20年来默默为他人做嫁衣的好好编辑，乃小说界一大“潜伏者”。

　　《繁花》很多细节来自金宇澄的耳闻目睹，他说，遗漏的素材太多了，以后或可做个详细的注释本。

　　“写《繁花》时，我有个亲戚说，哎呀呀，应该写一写上海五原路呀，那条路的居民，人人晓得，此地有个大人物，花园大铁门从来紧锁，结果搞革命了，铁门打开，这男人养了5个老婆。”……

　　上山下乡那几年，金宇澄唯一乐趣是和上海文友通信。“认识几个上海高中生，喜欢黑格尔《小逻辑》、叔本华、翻译小说，看信他们讲，哎哟，你可以写小说！《繁花》插图的画法，在当时也起过作用，文字写不明白，在信纸上画北方环境，北方的火炕、火墙结构。”

　　1977年，金宇澄从东北“病退”回沪，在街道的某零件厂上班，后调沪西工人文化宫。1985年，金宇澄在《萌芽》发表处女作《失去的河流》，被《小說选刊》和《新华文摘》转载；次年的《方岛》也发表在《萌芽》。《失去的河流》和《方岛》连获两届《萌芽》小说奖，他也因此进入上海作协1986年举办的第一期青年创作班，和邮递员孙甘露等人被作为文学新人集中培养。

　　“每天有安排，听讲座，参观各种地方，寺庙，监狱，看电影、话剧，最后半个月到浙江宁海，两人一个房间，写一部小说出来。孙甘露当时已写好《访问梦境》，一点事没有，有些人爬山去了，我感觉压力，结束前3天的某个夜里，整夜写了小说《风中鸟》。”

　　“简单的故事，东北农场规矩，有人要死了，医生请木匠师傅做棺材。小说开始，是做了棺材，老人却恢复健康，棺材就搁置在露天，让知青坐在上面打扑克，聊天，吃饭，‘我有次迫不得已，躺进棺材躲避女青年的情景，透过板缝，发现阳光青草，女青年的尼龙袜子脚踝，最后，这只棺材被大家养鸡鸭，风吹雨打，成为一个很丑陋的东西，但当地许多老人，有意无意来看看它，按照规矩，谁死就得用它。小说结尾是两个病重老人，长久弥留，就是不死，‘我和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

　　“死亡非常丑陋，从棺材缝隙看外面一段，阳光、青草，随后走来一个女知青，她到处找我，你在哪里啊？她不知道我在棺材里躺着，生命是如此的美好。”

　　1988年，《风中鸟》获得《上海文学》短篇奖，也是这一年，金宇澄调入作协，成为《上海文学》小说编辑，直到如今的常务副主编。每周一三五上班，“工作就是看小说”。

　　《繁花》中，饭桌上各人都有酸甜苦辣，说不尽的前世今生。金宇澄说，“我有意不写知识分子和农民，城市的草根群体，在城市野草中生长，是更复杂的人生之谜。比如多年前，我被朋友拉到外滩附近一家小店吃饭，店主是阿根廷回来的几个上海姊妹，一桌人都不是所谓知识分子，是另一种样子的价值法则。有人问一个女孩什么时候结婚，对方坦然说，我阿姨讲，让我先包几年再说。她的语气很平和。当时有人问，你阿姨是做啥的？她说，一般的白领，让一个日本人包着。非常平静。我这才发现城市的这个空间，不大惊小怪的空间，什么都可以公开谈，像无论我们的大环境如何变化，海面如何波浪起伏，海底是另一种生态，这是小说家应该注意的。”

　　《繁花》题记“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整部小说频繁出现“不响”达1500多次，成为金宇澄的文本特征。“因为长时间看小说，我想换一种写法，小说的个性，是语言、甚至包括标点符号的特点；文学是人学，如何描写人？可以去掉盛行的内心描写，去掉解释与分析，现在的读者十分聪明，以对话代替，是可以的。小说结尾，沪生问阿宝说，有女人问，阿宝怎么一直不结婚，一辈子一声不响，心里想啥呢？阿宝回答说：沪生你也一样呀，一辈子不离婚，碰到事情，就是笑笑，你心里想啥呢？阿宝说，其实女人想搞懂男人的心思，很简单，去买几本文艺小说，里面有很多男人的心理，看了两本，就都明白了——我这样写，脱不了一种嘲讽，但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一般意义的内心世界，大家都懂了，不必重复，中国人最聪明，什么都懂了，什么都可以不响，小说可以大声疾呼，也该允许我一声不响。”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