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遭遇了一件极为不幸的事,之所以说不幸,并非因为自己的损失,全在于事情发生之后朋友给予我的压力。
那天傍晚,我像往常一样坐地铁回住处。在天桥下,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子带着十多岁的孩子向我诉说她们的不幸:行李被盗,如今身无分文,她们迫切需要打个电话以便获得亲人的帮助。作为这座城市的外来者,我对这样的处境感同身受。就在半个月前,我拿着缺乏电力支持的手机在大街上寻求人们的帮助,但却没有一个人施以援手。于是我第一时间把手机递给了她,不料通话结束后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她继而向我诉说她的遭遇,而我也陷入了她们的道德陷阱,先是帮她们买了地铁票,然后给了她们一百块钱现金。我们像老朋友一样握手,她告诉我第二天傍晚会打我电话请我吃饭,而我也信以为真,留下了电话号码。当然,如同一切现实题材影视作品预设的那样,我没能等来这位 “朋友”的电话,她逃之夭夭,像一位蹩脚的前锋偶然拾得一次打空门的机会,说不定在过去的时间里兴奋得要命,而我就是那个该死的空门。
被骗以后,我只和少数几个朋友说了这件事。在得知我被骗的经过后,有人不仅未对我“深表同情”,甚至还嗤之以鼻,认为我智商有问题,因为此前在其他城市我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只是没有这次来得严重。我告诉他们这次的遭遇并非因为自己的智商出了问题,相反,之所以被骗,恰恰是经过思考后的理性选择:我不愿意无凭无据地怀疑一个向我祈求怜悯、寻求帮助的人,与其无理由地怀疑,我宁愿选择自投罗网。
我再也不敢和其他朋友说起这次遭遇,因为每一次诉说都会落得丢人现眼的下场,都无一例外成为自己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凭证。如果将此前的经历视作是文明行为,它带给我的恰恰是无限的压抑,我成了某些人物的替身,比如傻根,只是值得庆幸的是,我尚没有到他的境界——哦,不,应该说我没有退化到他们那“智商低下”的程度。
闲暇之余,每当想到自己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又 “智商低下”,时而会忍不住要谴责那些“老朋友”们:他们利用了这个社会糟糕的现实,在这个现实里,一些人道德沦丧,甚至将自己武装成受害者,从现实中获利,成为这片土壤里生存能力强大的一分子。他们以弱者的身份亮相,训练有素,就像一群科班出身的演员,因为是演员,他们收获了口粮。
记得前些年,有些地方的警方在火车站打出“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标语,一时舆论哗然。事实上,如果不把警察视作冰冷的國家机器,而将其当做知心的朋友,这样的提醒不仅有必要,而且非常及时。因为在类似火车站这样的场所,听信警察叔叔的温馨提醒,做一个冷漠的围观者,或许是安全、幸福的最大保障。
值得回味的一个细节是,当初在交流的过程中,我的确体会到了对方“瞎猫碰上死耗子”的兴奋感,只是观望自己善良人性的意愿最终战胜了逻辑理性。
摘自《渤海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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