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阿蛮

　　我家二姨常让我想到《圣经》里的一句话：你看那野地里的百合花，她们不种也不收，可她们比所罗门王最昌盛的时候还要繁荣。

　　二姨这两年新兴了一项事业，在家门口的公园里摆起了教人跳六步吉特巴的摊子。别提有多么投入身心了，日复一日风雨无阻地开班授课，腰间别个对讲，嘴边挂着麦克。太阳天戴着墨镜，衬衣皮裤，来去匆匆。前两天在电话里告诉我，她们的水兵舞俱乐部百度吧开通了，开心得叽里呱啦。“你上去看看我们的视频，你快点来给我拍一套照片，也要放上去，我要做一套统一的贝雷帽，以后都带着帽子跳。”

　　二姨在家里一直是只黑羊。十八九岁人人清汤挂面的岁月，她已经学会烧热火筷子烫卷头发帘。二十五六岁人人都在看《渴望》学贤惠的时候，她已经离了婚。三十岁了，大家都拼命求稳定，入党等升级，她退了党辞了职，把档案不知往哪里一扔只身南下了。一个人在异乡，神龙见首不见尾，大约也吃喝玩乐恣意飞扬过。吃尽用尽，从不搞计划经济，随手赚来随手花出去，那一柜子的瓶瓶罐罐，血汗钱净换了这些擦擦抹抹。

　　到了四十多岁时，回到北京的老窝。原本住在陶然亭公园北边的棉花胡同，四年前开始拆迁，良顺得很，因为相信先签先走可以多得一些奖励，连夜打个铺盖，背包窝伞就撤离了。现如今望着马路对面还抗着已经多抗出一百万的老邻居只好耸耸肩，“一百万一年我虽然挣不出来，不过要我没水没电我也受不了呀，算老娘没有财运。”领了拆迁款搬离旧宅，在附近的粉房胡同租的那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间，也没比没水没电好多少，冬天连炉子也不能点，抱着个电暖气，多半时间窝在被子里，饭也不愿意出被窝来吃，冻得跳脚排号等着西红门的经济适用房，等了三年多。近一年租的房子也面临拆迁，房主指望她住在里面当钉子户，看守空屋，权充房资。

　　大概在南方住了多年的关系，二姨多少带了南方女子的爱娇，大冬天也是穿裙子。染褐色的头发，隔三五天就要用小牙刷补补发根的颜色。

　　小时候，我总觉得她就是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之流。《长恨歌》的后记里提到过一个爱跳舞的女人，因为一条曳地的长裙被卷到车轮下。对她我总有浪漫又惨烈的幻想。后来又觉得她像《上海的金枝玉叶》里的戴西，八十岁也要一丝不苟地梳好一头银发、抹上唇彩才肯出街，是对人对己的尊重与娇矜。

　　有一次她知道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怕我没空买菜，路过菜场给我带了一条鲈鱼，连小葱都配好，进门先不好意思地说，“我今天去逛菜场，头发散乱很老相吧？”我一边说怎么会，一边按按我睡起来还没梳理过一边高一边低的发型，惭愧自己的不修边幅。她临走时又在门廊镜前审视了自己一回，“哎，这个装菜兜子丑死了。真是没办法，买不到好看一点的环保袋。还好这附近我没有什么熟人的。”

　　这两年因为教舞，二姨愈见明朗欢娱了起来。

　　每天一早用滚轴小推车推着两个音箱，从九点到十一点半，点点踏踏教得十分细致认真。套用天津喜剧片一句台词——“嘛钱不钱的，乐呵乐呵得了。”同一种舞步，她偏比别人多一份妖娆，这就是天赋。

　　如今，学舞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很多学员年纪并不大，想必都是壮年下岗的缘故。

　　去年9月，二姨的陶然亭水兵舞俱乐部正式成立，前不久刚欢度了周年庆典，现在总有二十来人的固定成员，开始承接一些企业的活动表演以及公园文化节的演出。除了教课，二姨还要花更多时间去排练、彩排，忙得脚不沾地、神采飞扬。

　　几年前有部电影《自娱自乐》，里面有个叫阿莲的乡下姑娘，喜爱歌舞。当李玟扮演的这个阿莲穿着开叉处被缝死的旗袍，在台上一边僵硬地蹦着，一边唱着“踢踏踢踏踢，踢踏踢，踢踏踢”的时候，屏幕外的我们忍不住发噱。

　　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个舞台，真的有那么一个乡下姑娘，她表演的那个时刻，在她自己的心中，和台下爱慕着她的人的心中，她就是最美的，有着梦露的风情。

　　有时候人们所需的也就是那么一时的陶醉，一时的忘情。

　　摘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