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鲁民

　　山西作家韩石山对鲁迅和胡适有一个评价：“读鲁迅长脾气，读胡适长学问。”这种高度概括的话，简单好记，痛快淋漓，但痛快固然痛快，最易失之偏颇。鲁迅的骨头硬，脾气大，嫉恶如仇，眼里不揉沙子，大家都承认；可鲁迅的学问又何尝不是天下一流，鲁迅的国文，诗词，小说研究，翻译，考古甚至书法，都是独步一时，随便拿出其中一项，都可以当教授、当博导。如果光有大脾气而没有大学问，光有骨头硬，没有学识硬，鲁迅又怎能被称为文化大师？

　　而“读胡适长学问”，也很容易给人误会，似乎胡适这个人，学问是没得说，一等一的大家，文通古今，学贯中西，要不然，怎么会挂上35个博士牌子。可就是骨头太软，没有脾气，不敢抗争，只会妥协，拍马屁是个好手，风节差点，是个典型的“墙头草，随风倒”。过去也一直就是这么认定的。现在看来，其实未必，胡适虽然多以温文尔雅形象面世，但也有怒目金刚的时候。

　　1909年，胡适在上海读书，20郎当岁，那脾气就不小。一天夜里，从酒吧回来，路遇警察盘问，一言不合，竟然和警察动起手来。他当然不是警察的对手，不仅被打得鼻青脸肿，还被关进拘留所。这是少年孟浪，或者不足为训。

　　1930年，他可是堂堂留洋博士了，又年近“不惑”，但脾氣还会“偶尔见峥嵘”。《新月》因为发表了一篇批评政府的文章，而受到“没收焚毁”的处分，胡适一听，来脾气了，他在给陈布雷的信中说：“坐监枪毙，我们都愿意负责任。但不读我的文字而单凭无知党员的报告，便滥用政府的威力来压迫我们，终不能叫我们心服的。”陈布雷为此约见胡适，胡适却不去，有人劝他去，他说：“请你告诉他们，‘共同的认识必须有两点：一、负责的言论绝对自由；二、友意的批评，政府须完全承认。”

　　1952年11月，已过花甲之年的胡适，又发了一次“脾气”。他当面批评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我说：宪法只许总统有减刑与特赦之权，绝无加刑之权。而总统屡次加刑，是违宪甚明。然整个政府无一人敢向总统如此说！”此说颇有魏征骨鲠之风。胡适还写信劝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更是虎头上拔毛，要冒大风险的，须知老蒋可不是唐太宗，他没那个雅量，一点也不赏识魏征，弄不好就会赏你一颗花生米。李公仆、闻一多，还有再早的杨杏佛，就是现成例子。事实上，国民党当局还就是有“收拾”胡适的打算，只不过忌讳国际影响，没来得及动手罢了。

　　我们曾误会胡适多年，以为他不过是对国民党政府唯命是从的过河卒子，实际上，他从骨子里说，是个自由主义者，对当局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批评的一面，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他的学问肯定是没问题的，堪称一代宗师；他的脾气，换言之，他的骨头，也是有硬度的，不仅是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那种硬，而且也有剑拔弩张，怒目金刚那种硬。

　　摘自《教育家》